新華網消息：據華爾街日報5月7日報道，探尋各國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度原因是一件苦差事，從數據採集到邏輯梳理，研究的難度較大，不僅涉及到經濟層面的諸多原因，還涉及到政治、社會、文化等等諸多方面。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後是傳統增長模式的枯竭與轉型升級的失敗，傳統增長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趕效應”的消失、不斷上漲的要素價格、內外失衡等等，而轉型升級的失敗則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或戰略失誤、國內經濟的脆弱性、社會秩序的不穩定等等。
“追趕效應”進入尾端
“追趕效應”描述的是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窮國在發展初期更容易實現持續高速增長。我們從全球産業鏈分工或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這個概念。貧窮國家在加入全球一體化分工的時候，貧瘠的技術積累、低廉的要素價格、匱乏的資本存量以及脆弱的産業結構等，一方面是前期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為後期追趕提供了較大的增長空間。貧瘠的技術積累與低廉的要素價格，導致少量的資本投入就會大大提高單位勞動的生産效率；在本國資本存量匱乏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吸引外資的方式實現，而融入全球産業鏈分工可以為其提供發展契機；與此同時，在吸引外資的同時，國外相對先進的技術、設備與管理理念也會隨之進入。
從生産函數的角度來看，窮國在融入全球産業鏈分工的過程中，生産效率與資本投入會同時提升。國際經驗顯示，從低收入群體邁向中低收入群體的過程中，追趕效應會最為明顯，進入中高收入群體之後，追趕效應帶來的紅利逐步減弱，代工式的傳統模式下的弊端逐步體現。全要素生産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變化可作為考察追趕效應較好的參考指標，但是一方面TFP指標是個後驗的指標，另一方面計算起來太過複雜。我們可以換個視角來分析這個問題。基礎産業中製造業的可貿易性程度最高,因此，我們可以對工業化率的變化展開分析。
韓國和日本同屬於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尤其韓國的發展歷程很值得我們參考。由日本和韓國的經驗來看，進入中低收入群體的過程中，工業化速度較快；進入中高收入群體之後工業化進程有所放緩，而在逐步接近以及進入高收入群體之後整個工業化進程結束，步入後工業化時代，一二産業的佔比下降，第三産業佔比趨勢上行。
亞洲部分國家的發展歷程也可以提供一些參考,如泰國和馬拉西亞。馬來西亞在1963年前後進入中低收入群體後工業化進程發展的比較快，但在1978年前後進入中高收入群體之後工業化進程明顯放慢，近年來隨着向高收入群體的門檻逐步邁進工業率開始出現下降；泰國在1995年前後步入中高收入群體之後，工業化速度較前期也開始減慢。拉美國傢具有類似的規律，但整個發展歷程反復無常、波動過於劇烈，人文、社會結構也與中國迥異，對我們的警示作用大於 啟發,尤其大家最常談到的阿根廷，類似逆生長的發展路徑，與中國的發展歷程大相徑庭。
要素價格不再廉價
要素價格低廉，是窮國在追趕過程中的重要優勢。但是，隨着經濟發展，這種優勢會逐漸被透支殆盡，或者至少相對優勢在下降，對於生産國這種特徵表現的非常明顯。我們以製造業僱員人均實際報酬作為衡量指標，審視一下主要經濟體勞動力成本近些年來的變化情況。較為有趣的是,同時作為先發國家和典型消費國的美國、加拿大1970年代至1990年代勞動力成本的變化非常小，20年間勞動力實際報酬分別提升了3%和20%。相比而言，典型的生産國如日本、德國、新加坡、韓國等勞動力成本提升的非常明顯。其中，日本、德國、新加坡20年間勞動力實際報酬分別提升70%、60%和70%；韓國作為典型的後發生産國，勞動力成本提升的最為明顯，20年間提升了近四倍。
阿根廷、巴西、南非、馬來西亞等曾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入“陷阱”前勞動要素的成本上升也非常明顯，但隨着經濟在較長一段時期的停滯、波動加大等，勞動力要素的實際成本階段性地出現過回落。
看到勞動力實際成本的上升，很多人的第一反應肯定是該段時期這些國家的人口結構是不是出現了惡化。事實上，先發國家與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中，除日本部分時段略有回落，其他國家在這段時期的勞動人口占比普遍是在明顯上升。尤其韓國最為明顯，勞動人口占比在1970年至1990年之間明顯上升，從55%左右提升至接近70%。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勞動力實際成本明顯上升的階段，勞動力佔比也是在明顯上升的，或者如阿根廷是基本持平的狀態。因此，人口結構根本不是勞動力實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邏輯，可以採用“兩部門”模型解釋(即“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如果將整個經濟體分成“可貿易部門”與“不可貿易部門”，那麼加入全球貿易分工會從兩個層面導致勞動力實際成本的上行。首先，由於追趕效應的存在，可貿易部門的生産效率較融入全球産業鏈條之前出現明顯提升，並導致可貿易部門的勞動力實際成本提升，並通過勞動力市場的流通帶動不可貿易部門的勞動力實際成本上升。其次，如前所述，追趕效應會帶動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可貿易部門的佔比也會逐步提升。因此，“追趕效應”帶來後發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要素價格的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要素成本的提升會逐步削弱後發國家在“追趕階段”的國際競爭優勢，或者説逐步消化掉了後發國家早期發展模式的相對競爭優勢。
內外失衡不斷加劇
導致傳統模式枯竭的另外一個因素，在於內外失衡的不斷加劇。在美元主導的全球“三元結構”下，“消費國-生産國-資源國”實現了良好的外部循環，但卻加劇了主要參與方國際貿易收支的不平衡，以及國內産業結構的不平衡。
以美國、歐洲（德國除外）為代表的消費國，經常賬戶持續逆差，以德國、日本、中國、東南亞國家等為代表的生産國和以部分拉美國家、俄羅斯、阿拉伯國家為代表的資源國，經常賬戶則持續順差。生産國與資源國持續順差獲得的美元等貨幣，最終又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等形式流回到消費國、支持消費國的過度消費。整個産業鏈條分工環環相扣，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生産國和資源國持續的順差、消費國持續的逆差，與全球經濟的不平衡持續存在。而且，在全球産業分工鏈條上定位越單一的國家，貿易不平衡的程度越深。
外部失衡主要表現為國際收支的不平衡，而內部失衡的出現，有時候源於事件性衝擊的出現，更多時候則與該經濟體的政治、文化乃至國民性等諸多原因有關。以拉美國家為例，普遍不喜歡儲蓄，所以儲蓄率歷來比較低，但同時又要發展經濟，所以只好靠借外債的形式彌補。這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民主化運動風起雲涌時表現的尤其嚴重，為討好選民，政府對經濟做出的承諾需要引入資金實現，於是外債規模不斷增加，並最終導致了本世紀初拉美債務危機的出現。
內部失衡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國內産業結構的不合理。從主要國家出口商品結構的對比上，可以看出不同國家産業結構的大致情況。數據顯示，拉美國家主要以初級産品出口為主，出口附加值相對會比較低，而且出口對象往往比較單一。這使得這些國家抵抗衝擊的能力非常差。當全球經濟低迷，或貿易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初級産品價格會劇烈波動，那些出口占比較高、且初級産品出口占比較大的國家，由於在國際市場上沒有議價權，往往受到的波及會更大。再疊加上脆弱的國內經濟結構，就很容易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的邏輯鏈，一直處於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較為低端的層次，無法實現真正的突破，也就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一個視角，我們可以從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的協調性上分析主要國家內部均衡與否的問題。舉一個不太恰當但比較形象的例子，這就像一個人財富量與消費層次的匹配與否問題。工業化可以類比成一個人的財富量，城市化可類比一個人的消費層次。歷史規律顯示工業化進程中，工業化率與城市化率同步提升；工業化後期及後工業化時代，工業化率逐步降低，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度會明顯降低，但城市化率總體已經處於比較高的水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普遍存在城市化率超前，而工業化率不夠或者工業發展還處於相對低等的水平。超前城市化導致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貧民窟的出現與社會問題的增多，貧困、失業以及混亂的社會秩序，導致更大的貧富差距與社會二元分化，毒品交易、暴力犯罪盛行，進一步擾亂社會秩序，導致更大程度的貧困，並加劇轉型升級的難度。
轉型缺乏核心支撐力
事實上，融入全球産業鏈條的好處不僅包括早期“追趕效應”帶來的快速增長，外向型經濟還可以通過購買的方式獲取國外相對成熟的技術、設備與管理（很多時候是從先發國家淘汰下來的），彌補本國資本積累不夠、技術效率低下的不足。但是這在經濟發展進入到一定階段之後，會面臨另外一重的阻礙，主要包括：先發國家設定的技術與貿易壁壘、知識産權保護、國際貿易規則的變化等。如果説早期生産技術的提升，主要依靠的是“山寨”，那麼衝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提高産品的研發能力與核心競爭力。
成功衝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無疑都在發展過程中提高了對研發創新的重視度；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反之，對研發創新點不重視導致“追趕效應”之後産品競爭優勢缺失、國內産業結構對風險的承受能力下降。
從主要經濟體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以及每百萬人研發技術人員數量等指標來看，成功衝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研發對經濟的貢獻度都非常高，而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南非、馬來西亞等曾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泥潭中較長時期的國家研發對經濟的貢獻一直很低。這使得他們在全球貿易鏈條上的分工定位，只能在較長一段時期維持在相對低端的位置，即便一度衝入高收入群體或中高收入群體，也會因承受內外部風險的能力較低，而經常出現經濟的劇烈波動，無法實現真正的跨越。
本文作者邵宇是金融學博士，牛津大學John SWIRE學者，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南京大學工程管理學院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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