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1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題為《解決敘利亞問題的另一種方式》的文章，批評美國的“例外論”，立即遭到美國官方和一些高官、媒體專欄作家的反駁，為“美國例外論”（又譯“美國例外主義”）進行辯解。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博納甚至説他“受到了侮辱”。這究竟是什麼回事？

    美國白宮發言人和一些反駁文章，主要的辯解是説美國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就是“例外的，獨一無二的”，卻壓根兒回避了普京文章批評的要害。普京的文章是針對奧巴馬總統9月10日就敘利亞問題向全國發表的講話而撰寫的，因為奧巴馬在這篇講話中首先使用了“美國例外論”的思想。他説：為了美國的理想、原則和國家安全，“我們必須（對敘利亞）採取行動”。“這就是使美國與眾不同之處，就是我們例外之處。”針對奧巴馬的這種“美國例外論”思想，普京在文章中批評了美國在對外政策中使“軍事幹預別國內部衝突已成為美國的家常便飯”，動輒使用“殘暴的武力”。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普京指出：“無論出于何種動機，鼓勵國民把自己看作與眾不同的群體是非常危險的。”可見，普京批評的是美國對外政策中的“美國例外論”，而不是美國國內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每一個國家的公民為自己國家的制度、價值觀和文化傳統而感到驕傲和自豪，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權利用政治、經濟和軍事優勢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強加其他國家和民族，動輒使用無力干涉他國內政，制造政權更疊。這是美國自己參與制定的《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和精神所不允許的，也是國際社會所不能接受的。這對任何國家都沒有例外。

    可是，多少年來，美國政府一直對它的公民從小學開始就灌輸這種“美國例外論”思想。在美國的歷史教科書中，把侵吞別國領土説成是上帝賦予美國推廣自由和民主的義務。他們把入侵古巴、菲律賓、波多黎各和關島説成是為了把他們從舊的世界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同樣，小布希總統2003年把他發動的入侵伊拉克戰爭也説成是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可見“美國例外論”的思想深入到了美國人的靈魂，在美國歷任總統的靈魂中又把它變成國家政策。但多數總統在他們的講話中從不直接使用“美國例外論”這個詞來宣揚自己的理念和政策，唯獨奧巴馬統統是例外。早在2009年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奧巴馬就公開説：“我深信美國例外主義”。美國《外交政策》雜志披露説，雖然美國歷任總統都有“美國例外論”思想和政策，但“在過去82年裏，奧巴馬是唯一一位直接使用‘美國例外論’一詞的總統”。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10月2日在俄羅斯《晨報》上發表批駁“美國例外論”的文章這樣寫道：“奧巴馬讓我感到震驚。美國黑人不久前還是奴隸，如今卻宣稱自己擁有某種特權。我從未想過這樣一個出身貧苦階層的人會在全世界推行這種理論。這是不能容忍的，是極端危險的。”盧卡申科的批評雖然尖銳，但值得奧巴馬總統反思！

    在美國發表的一些反駁普京的文章中，有的作者竟然故意説“美國例外論”一詞是斯大林“創造的”。美國參議員麥凱恩也是這麼公開辯解的。他們這麼説大概是要把普京與斯大林捆綁在一起，借以貶損普京。斯大林確實在1927年駁斥“美國例外論”思想時曾用過這個詞。然而，“美國例外論”這個詞不是斯大林創造的，而是早在1831年由地地道道的美國人亞力西斯·托克維裏創造的。這在美國的百科全書中寫得明明白白。但“美國例外論”的思想是早在美國建國時就産生了。它源于美國的清教主義。美國清教徒們“相信上帝與其有約，並選擇他們領導地球上其他國家。”（引自美國《維基百科》）清教徒領袖之一約翰·溫思羅普説：“我們將成為世界山巔之城，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注視著我們。”可見，美國人從一開始就把自己看作與眾不同。因此，“美國例外論”也就很自然地成為對外政策的思想源泉，在此基礎上又孕育了指導美國對外擴張的 “天命論”思想。兩個多世紀來，這種意識形態已成為美國對外推行帝國-霸權主義政策的辯護詞和思想基礎。 二次大戰後，美國成了真正的全球性大國，“美國例外論”迅速膨脹。冷戰的結束在美國人眼裏被看作是美國的“勝利”，更助長了政治精英頭腦中的“必勝主義”（基辛格語），認為美國的實力已無可匹敵，把自己看作可以主宰一切的世界霸主和警察，可以無視一切國際法為所欲為。在過去短短23年內，美國先後發動了五場大規模的局部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利比亞戰爭，此外還發動了兩次較小規模的戰爭——海地戰爭和索馬利戰爭。平均每隔三年半就要進行一場戰爭。美國領導人發動這些霸權主義和干涉主義戰爭的思想基礎就是“美國例外論”。

    縱觀冷戰結束以來美國霸權主義外交政策中“美國例外論”的表現有以下幾個特徵：

【糾錯】

責任編輯： 劉小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