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區裏的小姐妹
口述/王曉梅（85歲）
邵劍平/攝
“東洋兵要想到上海，幾十只兵艦開到黃浦灘。‘八·一三’東洋兵衝進閘北來，殺我伲老百姓、炸我伲火車站。我伲老百姓大家要拼命，不管老不管少要打退東洋兵……”85歲的王曉梅説，這首童謠曾經她身邊的每個小夥伴都會唱。
任曉梅住在豫園街道南王醫馬弄，“1937年日本人進上海時，我只有7歲”。
必須向日本兵點頭鞠躬
我父母是浦東人，爸爸出生在三林塘，媽媽是川沙人。他們結婚之後就搬來了南市區，就在南王醫馬弄弄堂對面開了個裁縫店做衣服。
我6歲的時候，就開始跟著姐姐在外面做工。為了生計，我們還去虹口日本人的軍衣廠裏做過，待遇不好，上班沒有工資，只是有時發點赤豆、蠶豆。當時，人們出行根本沒有交通工具，我們都是走到虹口區周家嘴路上班，所以經常全身酸痛。
7歲那年，我剛剛上了半年學，日本人就打來了。我還記得有位鄰居和我媽媽説：“要打仗了，你們家裏孩子多，快點去逃難吧！”雖然我們離法租界很近，但裏面根本沒有房子住，我們只能逃到當時相對安全的浦東親戚家。親戚家的糧食連他們自己都不夠吃，所以住了沒幾個月我們就又回到了南王醫馬弄的家裏。
後來，我從小長大的這塊地方就成了難民區。我記得當時方浜路南面就是由日本人佔領的，知道日本人要來的消息後，住在那邊的人也都逃掉了。當時日本人在方浜路設立了一個崗哨，有日本兵帶槍守衛。路經此地，必須向日本哨兵問好、點頭鞠躬，如果戴了帽子還必須先要把帽子脫掉。如果忘記脫帽，就會招惹到日本人，日本人會用槍瞄準你，或者往你頭上澆冷水。大家都很害怕，因為我那時候還小，不懂事，所以還敢走出來，我姐姐比我大幾歲，就不敢出來了，怕被日本人抓走。
打開洋傘接饅頭
那時，很多難民聚集在這條弄堂裏，我和我的姐姐、妹妹住進了難民收容所。我的父母年紀大了，睡不了地鋪，所以住在了家裏。
當時我們都知道有位饒神父，聽説這位神父人很好，一直做好事，幫助中國人。在收容所裏，吃變得非常困難，基本沒什麼東西吃。城隍廟附近有家茶館叫得意樓，經常救濟難民，免費供粥給難民們喝，據説這就是饒神父推動的。我們每天早上拿一個很大的碗去喝粥，還能領到一些青菜和蘿蔔。一天也就這一頓能吃飽，到了晚上再自己想點辦法。有時候，我還和我姐姐走到漕河涇買點米背回來，一袋米是16斤，要是在路上先賣掉一些，還能賺點錢。
在東新橋那邊（今浙江南路人民路口），還有些法租界的好心人特意做饅頭給難民們吃。饅頭一個個遞進來太慢了，所以他們就往難民區裏嘩嘩地扔進來。我們姐妹一獲悉開始扔饅頭的消息就衝過去撿，但我們還太小，一次拿不了多少，又不敢在人堆裏擠。後來，我們想了個辦法，去撿饅頭的時候帶上一把洋傘，在接饅頭時把傘打開，就可以多接到幾個饅頭，否則不夠吃。
喝水倒沒什麼問題，門口斜對面就有一口井，弄堂口也有井。因為井水喝起來有點鹹，所以主要用于洗衣服、洗菜。有的地方自來水還要買的，一個銅板一桶。但後來這些井都被填掉了。
難民收容所裏面也是有學校的，是一所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小學，學費非常便宜。我就是在那裏讀書的，我姐姐在這所小學讀到了四年級。在打仗的時候，學校也是開著的，也有人去讀書。現在回想，在那種環境下，還有上學的地方，真是不容易。
難民區也有小醫院
到現在，一提到日本人，我還會想到那可怕的一幕幕。記得有一次，我們鄰居家的阿公沒有對路口的日本哨兵鞠躬，日本人嘩地衝過來就朝他額頭開槍，好在子彈沒打著，打在了墻上，他幸運逃脫了。
日本人還在這邊強姦婦女，平時婦女都不敢出來，怕被日本人“抓花姑娘”抓走。當時在我們弄堂口就有一個姑娘被日本人強姦了。
當時還有日本飛機轟炸，我家這邊沒有被炸到過，其他地方有。我有一個堂哥，住在南市。有一次轟炸，炸彈掉下來，我堂哥的頭部受傷了。我們看到他當時捧著頭，就問他怎麼了，他説是頭被彈片打破了，于是跑到對面一個紅十字會去包扎傷口。這個紅十字會醫院是在我們難民所裏面的，平時也都開放，不收費。
難民區也有小醫院，但是醫療水準實在有限。當時我的一個小妹，手上生了一個癤，發高燒，就去醫院看，但是大概由于醫院裏的醫生技術不高，那個癤還沒熟就開了一刀，結果炎症越來越嚴重，後來我媽媽送她去看中醫的時候，在黃包車裏過世了。（記者 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