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方浜中路，城隍廟大門口所在地，寸土寸金商鋪林立，是上海最著名的旅遊地標之一。
然而，1937年，這裏卻是生死相隔的分界線——馬路的一邊是斷壁殘垣的戰場，另一邊是數萬難民扎堆的“安全區”。在這條生死線的兩端，曾經發生了什麼？在難民區裏，又有多少苦痛，多少慈悲，多少堅忍，以及多少不應忘卻的往事？
父親曾與“大胡子神父”並肩戰鬥
口述/劉復田（80歲）
邵劍平/攝
對于80歲的劉復田老人來説，他幼年時光的斑駁記憶，幾乎都與南市難民區有關。
去劉復田家中拜訪，他反覆拜托記者：“一定要讓更多人了解那段歷史，不能忘啊。”
家被炸掉了
只剩一堵墻
我的祖父、父親和我都出生在上海南市區（曾為上海市轄區，包括上海老城廂的全部及現在的陸家浜地區、浦東上南地區等）的小東門。祖父從事皮貨業，在小東門東街開了一家小店，但也只能勉強維持生計。父親劉槑一出生于1905年，在1937年“八·一三”事變之前，他與人合夥開了一個醬園，當賬房先生以補貼家用。
當時，我父親還是南市區救火會的義務救火員。他為人正直，在南市區有一定的聲望，鄰里間有什麼糾紛都會找我父親調解。後來，趙樸初先生擔任了中國佛教協會的秘書長，還特意聘任我父親做理事。父親比趙樸初先生小兩歲，他們是很好的朋友。
在我出生不到3年，即1937年，日軍的炮火將我們的家夷為平地。我七八歲的時候還去那裏看過，門房都被炸掉了，只剩一堵墻，到處都是瓦礫。
沒辦法，我們就搬到了當時法租界的瑞金路（以前叫金神父路）步高裏。當然，要住在法租界並不容易，我們是經父親朋友的介紹才寄居在那裏的。也是在那裏，父親認識了金神父，他和饒神父一樣，是法國神父，也發動救濟難民。父親也一直致力于救世救民，便跟著金神父一起建立難民救濟所。
後來因為父親屬于佛教係統，與趙樸初先生商量後就回到了南市。回到南市後，我們住進了青蓮庵。青蓮庵分上下兩層，我們住在樓上，下面住著難民。我們有時候也下去看望他們。雖然我們也不富裕，但只要有一點吃的，就會拿給樓下的小朋友吃，因為在難民區生存下來十分不容易。
住到這裏以後，我父親就跟饒神父一起工作了。這件事在《上海時人志》中也有記載：“劉槑一……參加饒神父籌劃成立難民區工作，並兼上海難民救濟會總務職……”
我父親有三個妹妹，我二姑媽和小姑媽與我父親一起參加了難民區的工作。
幾萬難民
吃是最大難題
我曾見到過饒神父，當時人們都稱他為“大胡子神父”。我經常聽父親談到他，當時就感覺他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
難民區與法租界的大門平時是開著的，可以自由進出。日本人不能進入難民區騷擾、加害難民，破壞難民生活。難民可以出去買些東西，日用品之類的，也可以去租界勞動，掙些錢。
饒神父還在難民區組織生産。我記得，有一次饒神父不知從哪裏拿回來了很多鵝毛，我們小孩子就把鵝毛上的絨撕下來整理好，然後賣出去，再把這些微薄的收入捐給難民。
我父親讚嘆，“外國人為救濟難民而奔波，我們中國人難道不能做些事情嗎？”
他確實也在身體力行，和饒神父一起辦了很多義務小學，就設在廟裏，放些破桌子、破椅子，老師也不固定，誰來誰就講一講，難民的孩子就跟著學學。
我姐姐比我大6歲，還給小難民們講過課。當時也沒條件辦正規的學校，難民們能生存下來，能給孩子一個安寧的生活環境已經很不容易了。
我二姑媽在難民區裏做一些服務工作，我小姑媽是護士，在難民區的衛生所裏為人包扎、打針。
我所住的難民區就有幾萬難民，吃飯肯定是最大的問題。
當時買不到米，我的叔父就和幾個朋友乘電車到現在的閔行區買米。買了米後，就把米包好裹在棉襖裏。進鐵門時日本兵要搜查，看到我叔父衣服裏鼓鼓囊囊的，就用刺刀刺過去，米撒了出來。
叔父就被帶到一個堡壘一樣的地方關了起來。這堡壘是法國人留下來的。父親知道叔父被關起來後，托了很多關係才把他給保了出來。
我們當時吃的米裏有很多石子。我們還把麵粉加工成麵條，晾在竹竿上。時間長了麵條發霉了，我們仍舊把它吃了。
我經常見到日本人對難民營實施戒嚴，一戒嚴就將鐵門關死，城裏城外不能通行。鐵門有時候關閉不止兩三個小時，可能會達兩三天之久，這樣城內外沒法交流，什麼吃的都沒有。
難民區被鐵絲網包圍，難民們進出都要接受嚴格的檢查。資料照片
當時法租界的中國人買了很多大餅，從法租界靠人民路一側的窗口把大餅往下扔。有些餅上沾了大便，人們也照樣吃。
還有的扔衣服下來，不管是襯衫、棉襖還是短褲，通通扔下來給難民。有的人家前門開在法租界，後門開在南市，人們就從這裏進出，但得偷偷的，不能讓日本人知道。
到了冬天，不少人被凍死了，那時候凍死、餓死的人太多，我們都司空見慣，也不感到害怕，直接把屍體送到同仁普育堂收容所。
日本人騎著摩托車
朝我們撞過來
小時候，我非常害怕日本人，也痛恨他們，有好幾次我都差點因為日本人沒了命。
有一次，我和奶奶、哥哥到浙江路走親戚，回來後難民區的鐵門鎖住了，不讓進。城外有很多人，城內也有很多人，想出來的出不來，想進去的進不去。我奶奶聽人説新北門還開著，就帶著我們哥倆往那裏跑。在人民路那裏，日本人騎著三輪摩托車朝我們撞過來，我拼命地往人行道上跑，這才幸免于難。
我們時常活在恐懼之中。我小時候就在青蓮庵附近上學，回家的時候經常戒嚴。在經過日本人的時候必須向他們鞠躬，否則就要挨踢。有一次日本人突然戒嚴，我就待在青蓮庵邊上叔父開的雜貨店裏。
雜貨店在戒嚴後也要關門，叔父把門板上起來，只留了一個小孔。當時是夏天，街上一個人也沒有。我們正對面是一個老虎灶，因為戒嚴後不能在路上走動，因此路上的一個20歲左右的年輕人就在老虎灶邊上等。過了一會兒，這個年輕人看街上沒人，就想問我叔父買包煙。我叔父向他示意那邊有日本人，但他沒有看懂，就跑了過來。他還沒有站穩，日本人就朝他打槍。所幸子彈打在了墻上，沒有傷到他。但在當時，即使日本兵打死了人，也是不用負任何責任的。這個人當時嚇壞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趕緊跑了。
1940年，饒神父去了武漢、南京，後來回國，我父親與他的聯繫就少了、中斷了。但是饒神父與他的人道主義精神，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這樣的精神超越了地域和國界，難能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