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軍改是一場革命

    軍改由人來改。軍改首先改人。

    劉伯承元帥説：“要建設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最難是幹部的培養，而培養幹部最難的又是高級幹部的培養。”人永遠是戰爭中最重要的因素。1947年8月，豫東戰役結束後，毛澤東説：“解放戰爭好像爬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爬坡階段已經過去了。”解放戰爭剛打了一年，毛澤東敢這麼講，不是因為共産黨的軍事實力超過了國民黨，而是我軍在戰爭硝煙中涌現出大批掌握戰爭規律、具有高超指揮藝術的將領，構築了一個人才高地。如晉察冀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西北野戰軍彭德懷、習仲勳；華東野戰軍陳毅、粟裕；東北野戰軍林彪、羅榮桓；中原軍區李先念。由於擁有這批人才，解放戰爭勝利到來之迅速，出乎意料。但是今天，我們這支軍隊曾經擁有的人才優勢，已經成為與強敵較量時的薄弱環節。

    1963年，毛澤東在憑吊羅榮桓詩中寫道：“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這首詩既是一個分野，又像一個讖語。自第一代將領凋零之後，我軍一直期待出現席捲天下時那股人才潮。一支守天下的軍隊，用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有難度，但用幾個優秀人才應當有可能。問題是，在不良政治生態影響和平庸守舊思想氛圍的籠罩下，這幾個出類拔萃的人才也容不下。這帶來兩個後果：一、不敢講真話。關起門來也沒有人講真話；二、生存第一。為了避免吃虧，我們甚至在沒吃虧前就已經懂得如何防範了。

    今天我軍人才隊伍建設又到了“爬坡”階段。這個“坡”，比當年的“坡”艱難百倍。因為積弊太深，如深淵萬丈。不進行一場革命，不足以煥發青春。革命覆蓋三個方面：

    高層：此次軍改，應在高級將領中刮一場頭腦風暴。當今世界，“戰略為王”。《春秋》雲：“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姆也。”士兵是戰術的，將軍必須是戰略的。所有的勝利都是戰略的勝利。所有失敗都是戰略的失敗。毛澤東的成功在於選擇了正確戰略。鄧小平也是戰略起家。我國“將軍團”如果能成為“戰略團”，軍必興焉。

    中層：鑄造一個全新的“參謀團”。“參謀團”即精英集團。一戰後，德國總參謀部被撤銷，軍隊只能保持十萬人。德軍最高首腦馮·西克特設法保留了一個軍官團。馮·西克特製定的標準是，每一個列兵都受到成為軍士的培訓，每一位軍士都受到成為軍官的培訓，每一位軍官都受到成為將軍的培訓。正是這些精英，構成了德國的“十萬陸軍”，後來發動了二戰，一下把世界打懵了。俄國近代雖然擁有一批偉大的軍事統帥，也誕生過一些軍事思想家，但長期以來沒有一個高素質的軍官團。雖有源源不斷的兵源優勢，但先敗克裏米亞，再敗旅順，又敗對馬。日軍中也有一些優秀的參謀，不僅把日本攪得天昏地暗，還翻騰過亞洲大陸。聯合艦隊參謀秋山真之策劃了日本海大海戰。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一手挑起了“九一八”事變。

    在我軍歷史上，參謀也曾起到重要作用。解放戰爭中，在西柏坡幾間簡陋的土房裏，雷英夫和幾個參謀指點江山，橫掃千軍。正是此人，不久後還準確預測了麥克阿瑟的仁川登陸。自那以後，我軍參謀隊伍越來越龐大，人頭浩蕩，黑壓壓如山，卻鮮有卓見和建樹。今天我軍參謀隊伍有兩大問題：其一，缺少吞天吐地的能力。首先是缺少吞天吐地的氣魄。“參謀不帶長，放屁都不響”就是辛辣而真實的寫照。其二，缺少幹事業的追求。中層軍官必須把打仗當成一個職業。軍人不把打仗當成一個職業，就更不會把它當成一個事業。“參謀團”應由我軍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組成。在我軍“參謀團”裏，讓未來的將軍更早相遇。

    基層：士兵要有知識和文化。我國過去所進行的戰爭中，一名士兵無非就是練了兩天射擊的農民。這名士兵陣亡後，三天之後就又可以補上一名。但現代戰爭卻不是這樣，一名合格的士兵需要經過長期而嚴格的訓練。解放戰爭中“即打即補，隨打隨補”的現象再也不復存在。在美軍近幾場戰爭中，一個班長五分鐘內即可呼叫到航空兵火力突擊，一個單兵兩分鐘可呼叫來地面炮火支援。在美軍設計的未來戰爭中，士兵只需敲擊計算機鍵盤就可以達到攻擊對方軍事樞紐、破壞經濟命脈等多種目的。鍵盤就是武器。鼠標即是炮火。這些都需要士兵具有高度文化知識。我曾訪問過美軍一個步兵連隊，和士兵交談。他們開闊的視野和活躍的思維讓我吃驚。從伊拉克到阿富汗，從印度洋至太平洋，他們侃侃而談，激昂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