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軍事變革與中國創新

　　共産黨讓軍隊鳳凰涅槃

　　缺乏歷史自覺的王公大臣狼狽謝幕，極具歷史自覺的新型領袖異軍突起。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産黨人創建的新型人民軍隊，給中國軍事帶來天翻地覆變化的同時，也給世界軍事以重大衝擊。

　　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其獨特現象是在最發達的城市獲取最先進的思想，在最落後的山村獲得最勇敢的戰士。秋收起義後毛澤東把隊伍拉上井岡山，有人説這是做“山大王”去了，叫什麼革命？毛澤東説：我們這個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産黨領導的、有主義、有政策、有辦法的山大王。還説：你們算一算，哪一個朝代消滅過“山大王”？哪個皇帝真正統治過這些地方？就是要找敵人統治薄弱的地方生存、發展，最後方能成大氣候。

　　成大氣候要找到敵人統治薄弱的地方，這是毛澤東的睿智。使先進思想在落後地區獲得認可和普及，則是必須面對的艱難。在最勇敢與最有覺悟之間，間隔有巨大鴻溝。紅軍創建初期，隊伍中存在的濃厚鄉土觀念、宗族觀念、排外觀念、享樂觀念等等，形成革命的目標先進性與隊伍組成的落後性這一巨大矛盾。

　　例如嚴重的鄉土觀念。朱毛會師組成紅四軍後不久，二十八團想去贛南，因為贛南人多。二十九團想去湘南，也是想回家。三十一團想去瀏陽平江，同樣因為家鄉在那裏。湘贛邊界的同志則主張在邊界遊擊，誰都不願意到遠離家鄉的地方去打仗。鄉士觀念導致紅軍部隊指揮調動困難，離開家鄉就不行，甚至導致個別隊伍成建制潰散。

　　再如頑固的宗族觀念。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毛澤東説：“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係，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艱難得很。”

　　長期的小農經濟和散漫的生産生活方式，導致不適應嚴格的組織紀律。隊伍剛剛組織起來，很快又散掉。今天50個人，明天是否還有50個人還成問題，來來去去十分自由。浴血奮戰打下汀州城，見稻穀成熟便紛紛脫離隊伍回家割稻，城防無人顧及得而復失。賀龍元帥回憶説：“那時候的部隊，就像抓在手裏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會散掉。”

　　還有嚴重的享樂觀念。認為革命就是改朝換代，你方唱罷我登場；本來是貧農，一旦選為蘇維埃執委，也要千方百計找件長衫和馬褂穿起來，要當富人，做人上人。部分士兵以為“打土豪、分浮財”就是共産，戰場紀律、群眾紀律變成耳邊風。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説：“對沒收及分配土地的猶豫妥協，對經費的濫用和貪污，對白色勢力的畏避或鬥爭不堅決，到處發現。”

　　共産黨領導的這支全新隊伍，並不具有天然的先進性。中國歷史上，農民由於不堪忍受剝削和壓迫，揭竿而起、上山稱王的從來不乏其人。最後不是落草為寇，就是接受招安，個別成功當上皇帝的，也只是重復封建王朝的新舊輪替而已。人民軍隊能否避免重蹈歷史上農民起義覆轍，不成為“陳勝吳廣第二”、“李自成第二”、“石達開第二”，是中國共産黨人軍事創新必須面對的嚴重歷史考驗。

　　把一支落後隊伍改造成一支先進軍隊，在中國沒有成功的先例。近代以來認識到舊軍事體制必須變革、着力創建新軍的不乏其人，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都做過這樣的嘗試。但與舊體制千絲萬縷的&&，使他們無法避免重蹈覆轍。

　　近代中國第一支新型軍隊是袁世凱在天津小站訓練的“新建陸軍”——後人稱為“小站新軍”。小站新軍在軍事變革方面展現了舊中國前所未有的力度，不但訓練、教育、戰術、操法等方面有全新改變，還開創性地用民本思想文化影響官兵心理素質和觀念情操，在籠人心、聚士氣方面開中國軍隊建設先河。但這支軍隊最終未能成為“新軍”，仍然回到舊軍隊巢穴，根本原因是袁世凱通過個人獨斷、拉幫結派、選人用人大搞“公權私恩”，大力培植人身依附關係，為出賣人格良心、千方百計削尖腦袋擠進權勢圈子的利益之徒大開方便之門，最終以北洋軍閥集團的標籤，留下禍國殃民的千古罵名。

　　袁世凱集團之後的蔣介石集團同樣如此。黃埔黨軍的建立，本是中國軍隊建設史上劃時代事件。清末民初以來，軍隊淪為私人爭權奪利、割土爭雄的工具，形成軍閥混戰、相互割據的局面。黃埔黨軍不僅意味着以黨建軍、以黨控軍，將黨組織細胞滲透到軍隊的組織系統中，更以黨員為士兵表率，對破除舊軍隊私有化弊端、改造舊軍隊有重大作用。但這些東西最終淪為一紙空文。把黨指揮槍變為蔣指揮槍，蔣介石通過“四·一二”政變一夜之間就做到了。然後是槍指揮黨。國民黨的政治趨向、勢力劃分、派系傾軋，都由槍桿子最終決定。舊的軍閥衰亡了，新軍閥産生了。國民黨最終仍然落到黨權屈於軍權，軍權屈於蔣（介石）權狀態。“黨國”變成“蔣國”，“黨軍”淪為“蔣軍”，最終未能脫離新老軍閥的歷史覆轍。

　　真正完成對一支隊伍脫胎換骨改造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面對撲面而來的農民意識，對紅軍內部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平均主義、流寇主義、盲動主義、軍閥主義殘余，毛澤東毫不妥協，堅決鬥爭，其間多次出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的境況。這是一場少數先進分子對多數人的改造。沒有鋼鐵一般的意志，沒有義無反顧的決心，沒有百折不撓的韌性，沒有極富歷史自覺的領袖集團，這支隊伍不可能從1927年9月三灣改編走到1929年12月古田會議。習主席説：“古田會議使我們這支軍隊實現了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其中的關鍵與核心，是通過古田會議確立“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這一根本原則，確立軍隊的無産階級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決實現少數先進覺悟者對大多數人的改造，最終使這支成長於傳統環境的農民隊伍，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完成向先進革命軍隊轉型的艱難痛苦的蛻變。

　　與軍隊建設創新幾乎同步的，是這支隊伍的戰法創新。中國革命的最大特點就是武裝鬥爭。朱毛紅軍以空前的變革精神，創造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一整套戰略戰術。這是對舊軍事傳統最大範圍、最深程度上的揚棄。它成為這支新型軍隊在戰法上與其他所有軍隊的重大區別，使中國革命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失敗向勝利，煥發出前所未有的強大生命力。美國人羅斯·特裏爾在其著作《毛澤東傳》中説，毛的真正創造性在於他把三樣東西結合在一起：槍、農民武裝和馬克思主義。這是中國共産黨人的巨大創新，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軍事的重大貢獻。這就是為什麼今天一説起以信息化為主導的軍事革命，美國人總不忘提醒説：還有另一場軍事革命——“毛澤東、格瓦拉的軍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