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南翔：以實地調研擊破“雷鋒捐款假案”

　　四、在歷史面前實事求是

　　歷史常常是一個充滿各種紛亂情節的萬花筒，又是一個是非分明的清水池。在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只有以調查為方法，以事實為根據，才能去偽存真弄清與雷鋒事跡有關的出入和存疑。同時，我們只有抓住事物主流，才能在弄清事實的基礎上正確認識和評價雷鋒事跡。

　　首先，雖然以現在的理念和標準衡量當年的取證工作存在某些缺憾，但雷鋒捐款事跡的基本事實是清楚無疑的。大量的人證和物證都顯示，當年雷鋒確實去到撫順望花區和平人民公社捐款，這一點絕非穆正新等幾個網絡寫手所能人為推斷否定的。雷鋒捐給和平人民公社的錢也確實留下了100元，所發生的是該捐款下落不明的問題，我們絕不能讓當年社會生活中的某些負面人事遮擋雷鋒事跡的真實性。

　　其次，雷鋒捐款事跡所體現的是崇高的奉獻精神，這是雷鋒成長過程中的主流。當然，正如俗話所説：“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雷鋒在成長過程中也有青年人愛虛榮的時候，但他的成長主流是強烈的愛黨愛國之情和甘于奉獻的人生取向。在雷鋒身上，這個主流非常突出，確實無愧是全軍、全黨和全國的楷模。一方面，這個主流源于雷鋒在舊社會的苦難身世。穆正新在《假案》中指責，雷鋒在訴苦中説到給地主放豬“有時還要同豬睡”，但雷鋒的嬸母曾回憶説：“我經常幫他縫補衣褲，弄點吃的。我們都是窮苦人，生活也十分艱難哪!只好讓這孩子去幫地主放豬……要不解放，這孩子怕活不下來”。(《雷鋒生前宣傳報道匯編》第95頁，吳鐵庫編，遼寧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雷鋒童年已經掙扎在生死線上，“有時還要同豬睡”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其實，雷鋒的童年只是舊社會千千萬萬勞動人民苦難的縮影，雷鋒生前所在團的政治處主任劉家樂曾在雷鋒憶苦現場放聲痛哭，因為他有三個弟弟也是在舊社會餓死的，自己手上也有被富農砍了三刀的傷痕。雷鋒的班長薛三元也是一個孤兒，解放後在孤兒院上的學，在國家的安排下參加的工作。所以，雷鋒他們都把黨看做是自己的母親。另一方面，雷鋒成長的主流更源于黨的培養教育。雷鋒在家鄉望城縣委當通訊員時，縣委書記張興玉言傳身教給了他螺絲釘精神的啟蒙。雷鋒到鞍鋼弓長嶺焦化廠工作以後，黨總支書記李欽榮親手送給他《毛澤東選集》的一、二、三卷。而雷鋒生前所在團的政委韓萬金本人就是個雷鋒，他在雷鋒捐款之前，為支援國家克服經濟困難將省吃儉用節省的2000元全部交了黨費……

　　再次，雷鋒捐款事跡還集中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在翻身解放後所煥發出來的主人翁精神。毫無疑問，一名普通士兵省吃儉用，把自己節約出來200元錢要捐給公社和災區，這種事在國民黨軍隊中絕對不會出現，只有在官兵平等的人民軍隊中才會出現;在舊中國絕對不會出現，只有在底層勞動人民獲得翻身解放的新中國才會出現。在網上，有人曾為質疑宣傳雷鋒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雷鋒這樣在當時再普通不過的士兵，做好事的瞬間身邊總有一名攝影師碰巧在場，並拍攝下來呢？”答案很簡單，共産黨所尊重、依靠和培養的就是像雷鋒這樣的普通一兵，在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裏，普通一兵可以成為全軍、全黨、全國學習的英雄模范。這一點既體現了人民軍隊的宗旨和傳統所在，也是人民軍隊克敵制勝的力量源泉。

　　在鐵的歷史事實面前，穆正新的《假案》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該文洋洋灑灑長達14000多字，即便拋開其渾水摸魚嫁禍于人的手段不論，其中8000余字都是什麼“假捐款事件過程還原”、“出手大方只為個人裝潢”、“吝于回報養育之恩”、“黔首不愚爾獨愚”之類的段落，不是任意假設、演繹和推斷，就是歪曲事實和借題發揮，與所謂質疑雷鋒捐款沒有任何直接關係。為什麼穆正新要如此費盡心機的否定雷鋒呢？他在《假案》一文結尾妄言説：“舉凡‘大渡河十八勇士’、‘狼牙山五壯士’、‘黃繼光堵槍眼’以及‘雷鋒好榜樣’等等昔日光輝形象，如今沒有一個經得起最起碼的挑剔與推敲”。“現在我們應當思考：如果不是共産制度高度集權，怎麼可能揮霍巨額公眾資源去把一介卑瑣虛榮之輩捧成超級“英模”呢？”這就明告訴人們，他們要否定的不僅是雷鋒，而是中國所有的紅色英模和紅色歷史。他們不是為“打假”才否定雷鋒，而是為了全盤顛覆新中國的歷史和根本制度才否定雷鋒，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然而，雷鋒事跡絕非一些網絡寫手就能人為否定的了的。如果黃繼光、邱少雲、雷鋒等一大批紅色英模都是假的，我們的軍隊當年豈能取得從抗美援朝到中印邊界反擊戰的輝煌勝利？我們的共和國在前30年，豈能取得兩彈一星、雜交水稻、紅旗渠、大慶油田、年産三千萬噸鋼這些改革開放的物質前提？

　　(作者單位：瀋陽軍區後勤綜合訓練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