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緬戰場歷史價值不應被低估
自1943年10月至1945年1月，緬北滇西反攻作戰的主要戰場是緬北方面的胡康、孟拱河谷和密支那、八莫、南坎，及滇西方面的松山、騰衝、龍陵、畹町。密支那、松山、騰衝的三次殲滅戰，體現了這個大戰場作戰的基本面貌。反攻作戰前後持續17個月，中國駐印軍與中國遠征軍在緬北、滇西兩線挺進2400公里，收復緬甸城市及城鎮50多座，解放緬甸國土18萬平方公里，收復我國滇西淪陷區8萬多平方公里，殲滅日軍4.7萬多人，我軍傷亡6萬多人。
在此期間，在中國戰場的“東線”——豫湘桂戰場，中國軍隊在日軍“一號作戰”（亦稱“打通大陸交通線作戰”）的攻勢下節節退守。經對比可知，正是“西線”——緬北滇西戰場的作戰，拉開了中國戰場戰略反攻的序幕。且在打通中印公路前夕，中國駐印軍的半數兵力——新編第6軍奉命增援內地，滇緬戰場的“勝利模式”得以在東線“複製”。在“西線”勝利三個月後，東線中國軍隊也開始轉入反攻，而後，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完全處於被動的守勢，直到戰敗投降，再也沒有能力組織起大規模的進攻行動。
但是，緬北滇西反攻的歷史價值，長期以來卻未獲得應有的肯定和評價，這有其特殊原因。簡而言之，“西線”戰場是蔣介石被敵方日本和盟國美國“逼”着開闢的，特別是在緬北駐印軍反攻近半年後，為督促中國繼續出動滇西遠征軍西渡怒江予以策應，中美兩國高層一度幾乎撕破臉面。而戰事後期又發生了令人震驚的“史迪威事件”（因無法合作，蔣介石迫使美國召回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因此，後來蔣介石對滇緬戰場評價很低。
2002年，郭汝瑰、黃玉章在其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作戰史》中，充分肯定中國遠征軍滇西反攻作戰的價值，認為這是“抗戰以來正面戰場唯一獲得徹底勝利的大規模進攻作戰”；而二度入緬與中國駐印軍協力殲滅日軍，更是“自甲午戰爭以來第一次援助盟邦進入異邦國土作戰並獲得勝利的一次大規模作戰”。他們認為，滇西反攻作戰遠征軍傷亡過大，其原因主要是各級指揮官的失誤造成的。筆者以為，除了指揮層面的問題，從遠征軍部隊戰後所做的戰役檢討，及美軍顧問團的觀察記錄來看，當時中國軍隊更具體的缺點還反映在：單兵素質能力低下（不能獨立作戰）、官兵“兵器素養”不足（不能充分掌握武器性能）、步炮空協同能力較差（飛機、火炮時常誤傷步兵）、戰場補給不能滿足高原山地作戰需要等。
若放寬視野，從百年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歷史背景來觀照，滇緬戰場是當時世界最高水準的物質力量（美式裝備及保障體系）與相對滯後的人的因素（以文盲為主體的中國壯丁）的結合，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次特殊“考試”。對這個考場上“考分”情況的具體分析提示我們：物質層面的現代化可以靠“買”，但人的素質的現代化必須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人力與物力經充分“磨合”後，才能發揮創造出高水平的戰場效能。這一點，是滇緬戰場反攻作戰給予我們最重要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