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社會數字生存能力是一次大考驗、大檢閱、大培訓，凸顯了數字經濟優勢，也催化了數字經濟加速發展，一大批新業態新模式進一步涌現出來，在助力疫情防控、保障人民生活、對衝行業壓力、帶動經濟復蘇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抓住數字經濟發展的黃金窗口期，充分調動市場主體創新積極性，激發市場活力。

　　從線上教育到遠端辦公，從無接觸配送到共用員工……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國數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展現出了強大的活力和韌性，眾多領域成為數字新技術的“試驗場”、新模式的“練兵場”、新業態的“培育場”。

　　7月15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等13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支援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 激活消費市場帶動擴大就業的意見》，提出支援數字經濟15種新業態新模式的一係列政策措施。記者就此採訪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有關負責人及相關專家學者。

　　抓住數字經濟發展黃金窗口期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啟動早、環境好，業態和模式創新活躍，激活消費、帶動就業的潛力巨大。”國家發展和改革委有關負責人表示。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實施數字經濟戰略，先後出臺了《國家數字經濟戰略綱要》《“互聯網+”行動指導意見》《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等一係列重大政策文件，持續推動數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

　　在此基礎上，各方緊緊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歷史機遇，主動迎接擁抱互聯網，推動強大國內市場優勢與互聯網規模優勢的有機融合，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數字經濟發展道路。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資訊師張新紅表示，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社會數字生存能力是一次大考驗、大檢閱、大培訓，凸顯了數字經濟優勢，也催化了數字經濟加速發展，一大批新業態新模式進一步涌現出來。

　　“大量新業態新模式的涌現，在助力疫情防控、保障人民生活、對衝行業壓力、帶動經濟復蘇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智聯招聘執行副總裁李強表示，新業態新模式催生了大量新職業，快遞小哥、職業主播等已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就業選擇。

　　智聯招聘數據顯示，受疫情影響，今年春節復工後1個月內，企業招聘職位數與招聘人數分別同比下降31.43%和28.12%，而直播行業人才需求卻逆勢飆升，招聘職位數在1個月內同比上漲83.95%，招聘人數增幅更是達132.55%。

　　“正是基于數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的出色表現，經過充分調研，我們聯合多個部門印發了這份文件，旨在抓住抗擊疫情給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黃金窗口期，充分調動市場主體創新積極性，激發市場活力，有效支撐就業。”上述負責人説。

　　破除慣性思維促進深度融合

　　當前，我國已進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新階段，新業態新模式發展正處于“新舊交織、破立並存”的狀態。

　　“不了解數字經濟發展規律，對新業態缺乏認知，就會習慣沿用舊思維看待、管理新業態新模式。”張新紅説。

　　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中存在著4種較為典型的慣性思維，對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形成了制約：一是存在業態治理“按行劃片”的慣性思維，造成模式創新能力制約；二是存在數字化轉型“單兵作戰”的慣性思維，造成轉型供給能力制約；三是存在就業保障“雇傭”的慣性思維，造成市場發展動力制約；四是存在生産資料“佔有”的慣性思維，造成生産資料和要素制約。

　　“比如，‘按行劃片’思維突出表現在傳統業態按區域或行業管理，已經難以適應線上線下融合發展新要求。再如，一些傳統企業存在根深蒂固的‘單兵作戰’思維，在數字化轉型上缺乏上下遊協同，單靠自我摸索，不僅投入高、周期長、收效慢，而且難以形成規模效應和産業鏈協同效應。”上述負責人説。

　　對于就業保障“雇傭”思維，李強體會十分深刻：在我們調研中，經常會遇到一些靈活就業者，其養老、醫療、工傷賠償等難以得到權益保障，現有社保制度已難以適應越來越多的靈活就業形態了。

　　長期從事共用經濟研究的張新紅表示，傳統生産資料“佔有”思維，造成了經濟資源效率低下和社會資源不足等問題，迫切需要推進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改革，促進生産資料數字化低成本復制，開辟新的發展空間。

　　“現有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不適應新業態發展是最現實最迫切需要解決的矛盾，需要制度創新盡快跟上。從新型數字生産要素看，數據資源共用開放、流通交易制度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張新紅説。

　　四舉措支援新業態新模式發展

　　“加快推動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要牢牢抓住數字産業化和産業數字化賦予的機遇，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深化改革。”上述負責人表示，相關部門將進一步完善包容審慎監管政策，按照鼓勵創新的原則，在堅守安全底線的前提下，給新業態新模式留足發展空間，發揮好數字經濟新引擎作用，激發新的消費市場、就業形態和投資需求，培育強大國內市場。

　　在探索線上服務新模式方面，將重點建立與線上教育、互聯網醫療、遠端辦公以及提升數字化治理水準相適應的制度規則。比如，探索將線上課程納入部分教育階段的日常教學體係，將符合條件的“互聯網+”醫療服務費用納入醫保支付范圍，推動完善電子合同、電子發票、電子印章、電子簽名等數字應用基礎設施，探索完善智慧城市聯網應用標準，推進區域一體化數字治理和服務等。

　　在加快推進産業數字化轉型方面，將重點提升轉型公共服務能力和平臺“賦能”水準，增強轉型能力供給，促進企業抱團聯動轉型，降低轉型門檻，提高轉型效益。比如，培育發展産業互聯網平臺生態，啟動數字化轉型夥伴行動，打造跨越物理邊界的“虛擬”産業園和産業集群，發展基于新技術的“無人經濟”等。

　　在鼓勵發展新個體經濟方面，將重點完善適應“靈活用工、共用用工”等新就業形態的保障制度，營造自我就業、靈活用工、“副業創新”、多點執業的政策氛圍，激發內生動力供給，開辟消費和就業新空間。

　　在培育發展共用經濟新業態方面，將重點深化探索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改革，大力推進物質生産資料數字化，促進數據要素流通，拓展生産資料供給。比如，支援生活服務共用資訊平臺，鼓勵公有雲資源、生産設備、驗證環境、倣真平臺共用，推動生産資料數字化和生産資料使用權共用，推動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建設等。

　　“這些舉措有利于促進就業市場良性發展，尤其是在外部不確定因素增多的當下，將起到強有力的支撐作用。同時，也為更多人力資源機構支援新業態新模式後續發展指明瞭方向。”李強説。 （記者 顧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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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周楚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