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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開發”葉迪生:鹽灘上綻放奇跡之花
2018-08-25 11:06:35 來源: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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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天津8月25日電(記者鄧中豪)“1978年底的一個早晨,我正在操場上跑步,突然聽到大喇叭裏廣播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説中國要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心想,這可真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啊!”

  在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記者見到年逾八十的葉迪生。儘管聽力已不是很好,但葉迪生仍舊思路清晰、聲音洪亮,對“改革往事”如數家珍。

  葉迪生出生於南非一個愛國華僑家中,父親為他起名“迪生”,希望他能成為“中國的愛迪生”。南開大學物理系畢業後,葉迪生被分配到天津和平區野玫瑰無線電廠。在這個小工廠裏,他很快嶄露頭角,成為全國知名的半導體專家。

  1984年,國務院決定在沿海十四個省市建立經濟技術開發區。當年12月,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葉迪生被任命為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的副主任。

  翻看著老照片,葉迪生深情地回憶起改革開放初期,回憶起“春天的故事”。

  “1984年,市裏突然讓我去建開發區。我是半導體專家,不懂什麼是開發區,也不懂什麼是GDP。我想開發區怎麼也得有片廠房吧,結果到地方一看傻眼了,這裡是一片鹽灘,鹽池河裏全是滷水。”葉迪生回憶道。

  儘管如此,葉迪生依然對建設開發區充滿信心。當時,改革開放帶來的積極變化已經體現在了每個人身上。作為技術專家,二十多年沒漲過工資的葉迪生,在改革開放後連漲三次工資,到1979年,他的月工資已經從55元漲到87元。正是看到這些變化,他堅決拒絕了大哥讓他去美國發展的懇求,立志以身許國。

  葉迪生介紹,當時天津開發區提出要創造一個“倣真的國際投資環境”,營商環境要對接國際最先進水平。

  事非經歷不知難。“開發區地面上是鹽灘,鹽灘底下是淤泥。我們冬天鋪了石頭路,等到春天一看,整條路都沉下去了。”葉迪生回憶道,“往地下打樁,打著打著只聽‘噗’的一聲,樁也沉下去了。”

  惡劣的自然環境只是困難的一小部分,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才是最大難題。

  為滿足企業需要,天津開發區安裝了天津市第一台程控交換機。“改革開放初期,家庭裝一部電話要等三個月。我們提出,企業裝電話必須三天內裝完,特殊情況一天之內裝完。多出的錢,開發區管委會來補貼。”葉迪生説。

  當時,由於電力緊張,“拉閘限電”“停三開四”在全國各開發區均是普遍現象。“我找電力局局長溝通,電力局局長説‘哪有不停電的?’”葉迪生回憶,“我們提出能不能先保證100天不停電,後來又提出未來三十年都不能停電。”

  為優化營商環境,更好地吸引外商投資,天津開發區喊出“為投資者提供方便,讓投資者贏得利潤”“企業先賺錢,政府後賺錢”等口號。“我們是這麼説的,也是這麼做的。”葉迪生説。

  到1986年,天津開發區已獲得了十幾個國家和地區投資,與外商簽約數十家,初具規模。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引進外資以東南亞和港澳為主。我們最早也派人到香港和東南亞招商,但他們普遍覺得天津開發區‘又冷又遠’不願來。”葉迪生説。

  幾經波折,葉迪生發揮專業優勢,帶領團隊成功説服美國摩托羅拉公司前來投資。“上世紀90年代初我去摩托羅拉談判,摩托羅拉負責人説想在中國生産蜂窩電話。當時國內裝部電話得三個月,用‘大哥大’連繩子都不用,市場特別好。”

  “後來我們去韓國,我跟三星公司説,連摩托羅拉都來天津開發區投資了,你們趕緊來吧。三星派人一看,路邊立著大牌子‘摩托羅拉預留地’,三星馬上同意投資,我們又立個大牌子‘三星預留地’。”很快,大批外資也隨之而來。

  如今,當年“沒有一分錢財政投資、完全依靠貸款滾動開發”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已有三千多家外商投資企業落戶、投資總額超過150億美元。

  根據商務部的考核評價,2016年,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在全國219家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綜合排名中位列第二,其中産業基礎和利用外資均為第一名。

  從一線退下來後,葉迪生仍密切關注著改革開放進程。在他的辦公桌上,擺放著大量的文件、報紙和書籍。

  “我雖然八十多歲了,還在不停地充電。”葉迪生説,站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歷史節點上,他堅信中國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改革開放的前景會越來越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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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郝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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