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科普法》的實施也極大促進了我國社會化的科普工作，動員方方面面的力量，無論是基礎設施、活動的豐富性還是科普主體對科普活動的重視程度都有很大進步。我國公眾具備基本科學素質的比例從2001年的1.4%提升為2020年10.56%，從這個漲幅也能看出《科普法》切實助力提升了我國公眾科學文化素質。

在《科普法》實施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挑戰和困難。比如科普法治體係與科普社會化運作機制還不完善，科普主體“誰來幹、幹什麼、如何幹好”等問題以及主體責任需要進一步明晰，科普人才隊伍的素質還有待提升，産業化科普結構較為單一，新媒體傳播內容和形式需要拓展等。同時，構建社會化大科普格局需要進一步加強各個主體協同，協同組織管理的機制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另外，《科普法》的文本本身在實施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教興國戰略與人才強國戰略需要進一步提升公眾科學素質，並對《科普法》的保障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一，我們要調整科學普及的定位問題，從法律的定位上，應體現把科學普及與科技創新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落實“兩翼理論”。第二，要強化科學普及的功能，在大科學觀下重新理解科學與科普，實施大科普戰略。第三，在《科普法》修訂的原則上，必須明確依托科學普及的主渠道和主戰場，緊緊依托現代科學教育和産業化的工業、農業、商業的生産經營實踐及其場域，從而避免科普流于形式，沒有針對性。第四，鑒于科學精神與工匠精神具有互動互釋的內在關係，客觀要求 “兩種精神”——科學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實踐相融合，進而提升實踐主體的“雙重素質”——科學素質與工程素質。第五，需要突出弘揚科學精神在科學普及中的引領作用，改變以往以“科學知識”為中心的科普結構。第六，應注意拓寬科學普及的路徑，通過加大監管力度和法律規范，對互聯網、自媒體這些科普新渠道進行更好地組織管理。第七，我們在《科普法》的修訂過程中要區分不同科普主體的責任，在表述上區分出強弱規范，使科普組織更好地發揮協調組織的職能作用，切實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來共同推進科學普及這項事業。第八，通過《科普法》的修訂處理好我們國家相關法律體係的法法銜接問題。

科學普及是可以在多個維度上進行的，我們必須站在大科學觀的立場上，不但注重實證主義學派“窄的科學”理解下所強調的科學教育，還要促進人文主義學派倡導人文精神的“寬的科學”理解之下的科學傳播。從而，將科學普及與科學教育、科學傳播有機統一起來。如果一定要界定科學普及，我更傾向于將科學普及定義為以提升公民科技文化素質為目標，面向大眾面向社會的科學技術的文化建設過程，是全員參與的科學技術的大眾化、社會化行動。所以，我們需要從大科學觀的角度理解科學，這樣我們對科學普及的理解、對科學普及這項工作的理解才能達到一個新的認知高度。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修訂《科普法》的時候應突出強調弘揚科學精神。只有發揮科學精神在“四科”中的引領作用，才能把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直接關聯起來，用價值理性規約工具理性，實現科技向善的目的。也只有在大科學觀下來理解科學普及，我們才能夠實施大科普戰略，推動科普社會化機制體係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一個大科普格局。

現行的《科普法》是一個具有“強引導”“弱規范”功能的法律制度文件。在相關政策文件的制定過程中，它具有參考性甚至是指導性的作用。例如《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年）》（以下簡稱《綱要》）是依據《科普法》制定的，《綱要》之于《科普法》而言，類似于《科普法》的一個實施細則。《科普法》在修訂過程中也要和已出臺的《綱要》相協調，不能把二者孤立開來看。這要求修法者一定要認真研讀《綱要》，因為《綱要》已經根據新時代經濟與社會發展情況做出相應調整，《科普法》修訂就應該充分考慮到它的調整，並讓那些已經得到調整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