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泉在西部文獻修復中心的工作場景。桌上擺著一套明代醫書,他正在著手修復這數百本醫書,並整理為當代文字。

　　某單位送來緊急修復的古籍,紙張已經嚴重發脆,用竹片輕輕挑起都會斷裂。需要採用傳統工藝軟化修復。

　　從成都著名的“寬窄巷子”向西,拐過幾座老樓,走進一處毫不起眼的建築。保安用警惕的眼光掃視著我:“哪個單位的?找誰?”

　　“我找彭德泉。”

　　“誰?”

　　“修復古籍的彭老師啊。”

　　就像對上暗號一樣,保安笑了起來,給我們放行,同時不忘叮囑:“下午7點必須出來,要清點鎖門!”

　　窄小的電梯,嚴格的叮囑,讓我對這幢建築産生了一種強烈的神秘感。邁出電梯,樓道裏堆放著紙架、梯子和拖板車以及一些專用的設施設備,穿過燈光明亮的甬道,一間辦公室房門上寫著“非工作人員禁止入內”“未經許可禁止拍照”。

　　一位個頭不高、眉毛很濃、頭髮黝黑的老先生迎了出來,他就是我此行要拜訪的彭德泉。他今年74歲,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的創始人之一。該中心是我國為數不多的民營古籍修復單位(5A級社會組織、非營利機構),還是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授予的國內26家“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所”中唯一的民營機構。

　　“我腦梗過幾次,不擔任主任了。”彭老先生不好意思地説,“現在擔任中心的黨支部書記。我沒幹什麼事,不要寫我,多寫寫我們遇到的‘貴人’和我們的青年員工。”

　　平淡之中,老先生的書卷氣掩不住。更掩不住的是,説到動情處,他那奪眶而出的眼淚。

　　“怎麼對得起先人和後代?”

　　彭德泉老先生來自革命老區四川通江。爺爺是農民,父親是教師,外公和外婆念過私塾,平時喜歡讀書藏書。破四舊時,父親咬著牙把小半樓藏書燒了,只留下來一套古書。這給彭德泉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更多的是無法挽回的遺憾。

　　彭德泉的人生兜兜轉轉都離不開書,先讀書,後唱書(劇團表演),再教書,最後管書。在巴中市圖書館副館長任上,他形容自己像“討錢討書的叫花子”:“我在縣、市圖書館工作那些年,大部分工作時間都是在跑有關部門,爭取經費修圖書館,趁著參加會議的機會到省城大圖書館和出版社討書,討回來給四個‘窮兄弟’每家分點,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兩個國貧縣兩個省貧縣啊。”

　　2005年,彭德泉退休了。退休之前,他見了自己的老師,中國著名圖書館學家、目錄學家張德芳。張德芳著急地對彭德泉説:“你不要泡在圖書館裏,趕緊出來搶救古籍啊,書都要爛完了,太可惜了!”

　　張德芳的急,來自于他長期目睹的古籍保護現狀。他告訴彭德泉,四川是移民大省,許多文化人要麼選擇終老四川,要麼在四川留下很多藏書,典籍浩繁,保守估計四川古籍藏書應該在200萬冊以上,而大量古籍因各種原因在飛快地湮滅。

　　彭德泉一聽也著急,立刻想起自己家消失的小半樓古籍。怎麼辦?他盡快辦完離崗待退手續,逢人就商量,應該怎麼來搶救古籍文獻。在走訪調查中進一步發現,由于四川盆地終年溫熱潮濕,加上經營、管理不當等人為因素,半數以上館藏古籍文獻出現不同程度的霉變、蟲蛀、酸化、脆化、絮化、鼠嚙、水漬、油污、粘連、斷裂、殘損等破損類型。有的善本古籍渾身蟲洞、有的整套書頁黏成書磚、有的珍貴碑帖全是黑霉……

　　他倣佛聽到了古籍的哭泣,晝夜難安:

　　“前人歷經戰亂、兵火、災荒、流離,那麼艱難把這些古籍傳下來。我們今逢太平盛世,怎能眼睜睜看著古籍在我們這代人手裏消失?不修好,怎麼對得起先人,又怎麼對得起後代?”

　　“趁我活著趕緊來!”

　　時任廣漢市圖書館館長秦一,是與彭德泉一起籌劃瀕危古籍搶救性保護修復的幾位老圖書館人之一。她對彭德泉説:“老彭,要搶救就先來搶救我們廣漢的書。我們有兩萬多冊古籍,打包堆碼在墻角幾十年了。我得了胃癌,五分之四的胃都切了,趁我活著趕緊來!”

　　彭德泉急如星火地趕到廣漢,請來省圖書館退休的古籍修復專家劉英,開辦了古籍修復培訓班,首批留下來的5名學員成了他的原始班底,從廣漢圖書館艱難地開始了古籍修復之路。這一幹就是十年,做成了國內規模最大的紙質文獻修復團隊,也是同期搶救修復古籍最多的團隊,不是之一。

　　四川大學圖書情報係在上世紀80年代曾為廣漢整理過一次,打好了包。這些包一放就是20多年。彭德泉一打開包,霉味、老鼠毛、飛蟲、紙渣都飛起來!嗆得人不斷咳嗽,戴兩層口罩也無濟于事。而且只過20分鐘,手上就奇癢難忍,一看已經起了密密的紅點。

　　忍著手臉紅腫和身上奇癢,在廣漢市圖書館逼仄的古籍書庫巷道內,彭德泉和秦一帶著大家用了幾乎兩個月,才將這批古籍整理完,除塵、登記、分類、上架,然後進行修復。

　　古籍書庫層高僅兩米,光線昏暗,密不透風,連電風扇都沒有。初建的古籍修復隊伍沒有經費,為了壓書,員工把自家家具鋸了當壓平機,出去撿石板、磚塊來壓。最緊張時,每個月300元的工資都發不出來。

　　彭德泉難受極了,他不知道怎麼才能繼續下去。自己能夠不求回報,能夠奉獻,但是別人要生活,要吃飯啊。

　　秦一拖著虛弱的身子找彭德泉:“老彭,圖書館會議室騰給你們搞修復,每個月爭取8000元修復經費,先堅持下。”

　　看著秦一真摯而清瘦的臉,彭德泉點點頭。

　　而彭德泉的書友,知名律師馮家輝主動向老彭伸出援手,用自己的錢把每一位員工的拖欠工資補足,並堅持每年春節親手給大家送上大紅包。

　　“我感動了,哪裏見過這樣的人?”彭德泉眼睛紅了,“看我們去接古籍沒有交通工具,他用新買的私家車幫我們運送古籍,自己寧可打出租。”

　　這支小小的隊伍總算把人心穩住了。後來,彭德泉覺得應該成立正式的機構,但是需要10萬元注冊資金。馮家輝又二話不説,直接開車把錢送到辦證大廳。2012年,馮家輝出錢為中心購置了一輛7座商務車用于接送古籍。他私人對修復中心投資累計已達數十萬元。大家感激馮家輝,推舉他為修復中心理事長,但馮家輝從來都沒有在中心拿過一分錢。

　　“古籍搶救性保護修復事業艱難,秦一、馮家輝等人,是我們起步的‘貴人’,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秦一退休後也加入了修復中心,擔任副主任,她是我這輩子最好的搭檔,2017年,她癌細胞全身大面積轉移,2018年回天無術。生命裏最後一個月,她還在基層區縣館藏單位的庫房考察古籍……”

　　彭德泉再也忍不住,淚水撲簌地流。

　　“他們搶救的是國家的文物!”

　　西部文獻修復中心偏處廣漢,很難為外界所知曉。沒場地、沒資金,發展談何容易。2012年,他們又遇到了“貴人”。

　　時任成都市博物館館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的王毅,是中國考古界、文博界響當當的人物,一直為古籍的現狀憂心忡忡。他一聽到還有一群老圖書館人為了搶救古籍而默默努力時,就專程來到廣漢一探究竟。看到設備奇缺、條件極差的環境下仍然堅守在修復一線的工作人員時,他忍不住動情。

　　針對修復中心的窘境,王毅建議以合作的方式,把中心從廣漢搬到成都,並安排了場地和啟動資金,保障了修復中心到成都落地並開展業務。

　　這樣的支援,讓王毅蒙受了責難。有人告狀,稱此舉造成了國有資産流失,你王毅憑什麼要支援一個民營的修復中心?

　　上級找王毅和相關人等談話,王毅一點都沒有回避,説:“我為什麼不支援他們?我應該支援他們,因為他們搶救的是國家的文物!我就要理直氣壯地支援他們。”

　　話説得極動感情。旁聽的彭德泉當場就哭了,幾位老顧問也忍不住,杜偉生先生悄然起身……

　　杜偉生,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古籍修復技藝代表性傳承人。2001年,他執筆制訂《古籍修復技術規范與品質標準》,同年3月26日作為國家標準發布。他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從事古籍修復30多年,熟悉中國古籍的各種裝幀形式。

　　這麼一位大師,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畢生技藝教授給修復中心的員工。在修復川南某市數百幅碑刻拓片時,他承擔了所有的關鍵技術環節指導……

　　廖定一,四川蜀裱技藝非遺傳承人,做過心臟手術,藥不離身,常常親自到場指導一些瀕危絹畫、名人書畫的修復……

　　張志清,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常務副主任。在修復中心極度困難、連紙都沒有之時,他免費送來了幾十刀宣紙……

　　趙嘉福,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領銜專家,身患兩種癌症,堅持前來傳授技藝……

　　“王毅從來不上我的門,如果有事就讓我去十二橋他的辦公室。我想請他吃飯,他從來不吃。國內眾多文物專家、古籍文獻專家、修復大師、高浮雕傳拓大師、文物鑒定專家、版本目錄學家紛紛來當顧問,從來沒收過一分錢。我在良心上欠他們!”彭德泉説。

　　“這是我最適合的工作”

　　修復中心成立十年來,員工從彭德泉等5人,增加到目前近40人,薪水也從一開始的300元,漲到目前平均月收入3000多元。收入寒微,員工們在意的,更多的是這份事業的延續和心中那份熱忱。

　　33歲的小夥子施英濤至今沒有成家。剛入職時,每個員工有9個月的培訓期,施英濤被發現上班時間在用手機,他的班長説:“心不靜,回去算了。”彭德泉找施英濤談,沒想到施英濤一下子跪下來,懇請留下來,原來他媽媽剛遇到了車禍。

　　當時施英濤學徒工資每個月1500元,為了給媽媽買藥,他一天吃一頓飯,一周吃一回肉。這讓彭德泉非常難受,幾次想勸施英濤改行,但施英濤始終不願意放棄:“這是我最適合的工作。”

　　青年修復師楊世全來修復中心之前,是計程車司機。9個月培訓下來,竟以滿分通過上崗考試!原來他記不住培訓內容,就隨身攜帶,時刻誦讀,竟然把整本教材一字不差地背了下來。

　　田勇,來到修復中心之前,是成都某集團副總裁、黨委副書記、工會主席,放棄了所有的優厚待遇,只為對古籍的熱愛。他從普通員工重新開始,埋頭苦學,一步一步成長為骨幹。

　　魯萌,曾是一位20出頭的汽車銷售經理,收入很高。出身書香門第的她,也甘願放棄了高收入,投入到自己熱愛的事業中。

　　彭德泉的兒子彭克,37歲就擔任成都市勞動人民文化宮主任,也在2018年辭去公職,加入了修復中心。

　　“古籍是你的命啊!”

　　彭德泉小心翼翼地托出一份黃色宣紙包裹的古籍,這實在不能用書來形容,看上去已經和一團揉過的面團差不多,紙張極其脆,只能用竹刀輕輕揭起。彭德泉説,這是剛剛送來的,實在讓人痛心。

　　修復古籍通常需要20多道工序:核查登記、配紙染紙、配線、配制漿糊、分解書籍、揭書葉、除酸、補書葉、補書口、托書葉、噴水壓平、折葉、剪齊、錘平、齊欄、撴齊、壓平、訂紙捻、包書角、裱書衣書簽、裝書皮、打書眼、訂線、貼寫書簽、品質檢驗、完善修復日志……

　　為了更加集中精力,這裏定了規矩,修復古籍時不得使用手機。外界喧囂和工作間完全隔絕,邁進門,時間倣佛凝固,只看見一雙雙穿越時空的巧手。

　　讓彭德泉最為驕傲的,是幫助安縣圖書館修復補齊了李調元所編《函海》。這套書也堪稱傳奇,共160大冊,四庫全書沒有收齊的典籍,李調元一口氣全部收齊編類。包括楊慎、蘇東坡等人的全集,甚至裏面還記有當時川菜的配方佐料,照章下鍋有望能夠恢復當時川菜的神韻!

　　安縣圖書館內只藏有159冊,本以為單獨一冊永遠散佚了。沒想到修復中心名聲大振之後,各地的受損古籍紛紛涌來。在各個藏館現狀調查中,雅安圖書館居然有那一冊孤本的復制本!彭德泉樂開了花,通過艱苦努力,全國唯一一套全本《函海》,在四川匯齊。修復中心莊重地以蜀錦重新制作了封面。

　　從2008年正式挂牌至今,修復中心已為國內外120多個古籍館藏單位及民間收藏家修復善本古籍、拓片、字畫、檔案、紅色文獻等超過15000冊(件),整理古籍17萬余冊。

　　然而,彭德泉已經74歲。面對浩如煙海的古籍,他在與時間賽跑。

　　2014年的一天,彭德泉早上6點多起來,燒開水煮飯,靠在飯桌旁的墻上就昏迷了。老伴喊他不回答,伸手一拉人就倒了。到醫院搶救,是突發腦梗。

　　“秦一當時還在,到醫院探望時,一説古籍就把我喊醒了,我還給他們布置工作,他們走後我又昏迷了三天,家裏人都説我們喊不醒你,古籍才喊得醒你!古籍是你的命啊。”彭德泉自嘲説。

　　“古籍保護,匹夫有責”

　　修復室外,墻上開辟有一個小宣傳欄。彭德泉説,這是修復中心“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陣地。

　　“什麼是您的初心?”我問。

　　彭德泉想了想,告訴我兩個故事。

　　“説初心,我還得先説揪心。某個館藏機構統計在冊有60余萬冊古籍,十之六七有不同程度破損。他們當時有修復團隊12人。我們算了一個賬:每人每月最多修復5冊,每月團隊修復60冊,全年無休最多修720冊,十年7200、一百年72000……要多少個百年才能修完啊!由于傳統觀念限制,體制內的機構很難拿出來讓民營機構參與修復,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它們爛掉、消失,想著就揪心啊!”

　　一方面是揪心,一方面是希望。2017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生前來參觀,一名女教授在現場背誦了薛濤的詩。薛濤的詩並不那麼常見,後來才知道,這位女教授是聯合國兒基會的高級官員,對中國文學史特別感興趣。

　　還有一次,彭德泉接待一位委內瑞拉官員,教他制作孔子像拓片。這位官員突然説,希望也拓一下莊子像、老子像、墨子像。

　　“我很高興,説你對中國傳統歷史人物還懂得不少啊。沒想到他説,老子的《道德經》在委內瑞拉家喻戶曉。那一瞬間,我覺得特別激動,也特別自豪。我們傳統文化在世界上越來越有魅力,魅力的載體之一就是中華古籍。我們無論如何,也要讓古籍重新活過來。要讓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古籍保護的行列中來,而不要看什麼國營民營。”彭德泉説,“我是共産黨員,古籍保護,匹夫有責!”

　　彭德泉對修復中心有三個心願,第一希望能夠有更開闊的場地,用更好、更科學的設備；第二希望發展到50個人以上的修復隊伍,能搶救更多的東西；第三希望能把員工工資漲到每個月平均6000到8000。除此之外,他希望能盡快看到更多的人行動起來。（謝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