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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緣何在中東水土不服

2015年02月22日 07:00:00 來源: 瞭望

    “民主”藥方有其局限性,加之中東地區各國國情複雜,即便從中長期看,西式民主也很難幫助阿拉伯國家實現民族復興

    2011年中東劇變本是一場包含多重訴求的全面變革,但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卻被簡化為“民主反對獨裁”的“阿拉伯之春”。埃及、利比亞、也門、突尼斯等國實現政權更替後,相繼開啟了西方式的“民主化”進程(多黨選舉、三權分立、大眾參政等)。

    然而,從過去四年來的實踐看,“民主化”並未使相關國家情況好轉,反而陷入政治動蕩與經濟惡化的惡性循環。

    “民主”藥方有其局限性,加之中東地區國情複雜,即便從中長期看,西式民主也很難幫助阿拉伯國家實現民族復興。中東“民主化”進程仍將曲折前行。

    中東需要解決的是結構性問題

    2011年起始的中東劇變實際是“阿拉伯綜合徵”長期積累的總爆發,而導致這些症狀的“病根”是若干結構性問題。穆巴拉克、本·阿里等人統治下發生劇變的國家,冰山之下還有龐大的政治經濟結構在發揮作用。

    中東劇變初期,抗議民眾提出旨在全面變革的“麵包、自由和社會公正”口號,不僅反對獨裁和政治壓迫,也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但他們缺乏明確的意識形態指導,也沒有實現國家變革的計劃、組織、領袖和戰略遠見,更談不上規劃未來的發展藍圖。統治者倒&給很多人造成“革命已經結束”的印象,下意識地將向西式民主轉型視為革命勝利成果的體現和延伸。突尼斯、埃及、也門、利比亞等國在政權更替後,相繼選擇了這樣的道路。

    但迄今為止,“民主化”非但未能解決這些國家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反而妨礙了真正變革的發生。究其原因,第一,“民主化”與生産關係變革實際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要真正改善民生,實現經濟和社會地位平等,就需要強行打破現行階級特權,變革不合理的社會生産關係,而完成這些任務又需要有強大力量的領導人和政府;要實行憲政民主,前提是默認現行政治經濟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對現行經濟和階級結構進行根本性變革。阿拉伯國家“民主化優先”的轉型路徑,反而掩蓋了這些國家的真正難題和解決路徑,使生産關係變革的任務變得幾乎不可能完成。

    第二,“民主化”無法實現階級更替,因而沒有抓住政治變革的癥結和本質。政治的本質是政權問題,政權的關鍵是哪個階級掌權的問題。就此而言,國體問題(即政權階級基礎)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問題。民主只是遴選領導和政治運行的機制,它只解決所謂“程序合法”問題,不涉及“階級更替”這一根本性問題。中東“民主化”看似熱鬧,實則是在“政體變革”等次要問題上打轉轉,很難實現統治階級更替,更難觸及經濟結構變遷。指望通過民主選舉改變不合理政策路線,無疑是緣木求魚。

    從實踐來看,中東“民主化”只開花,不結果。突尼斯、埃及等國除了更換領導人以外,基本沒有觸動社會經濟結構,打破原有制度或改變社會環境。比如埃及,“民主化”以來該國政治經濟結構基本沒有改變,正像有學者指出的,埃及革命更像是“輪流坐莊”,而非“政權更迭”。還有學者直言,中東劇變不是一場革命,歷史沒有向前發展,而是已經偏離航向。

    實際上,沒有經濟發展和經濟平等基礎上的政治民主和政治平等,形同空話。這就像一個人得病,發燒只是症狀,發炎才是病根,要想藥到病除,除了退燒,還必須消炎。將“民主化”作為解決“阿拉伯綜合徵”的藥方,就是只退燒不消炎,結果只能使病情更加嚴重。

    解決諸多難題更需要“強政府”

    一個國家選擇哪種政體,主要取決於國家的發展階段和面臨的主要任務。西方列強在崛起過程中,幾乎都是代表先進生産力的階級佔統治地位,且不約而同地將建立“強政府”作為強國的政治保障。第二輪工業化時期的國家幾乎都是在威權體制下完成現代化。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由於同時面臨工業化、壯大中産階級、國族整合等諸多難題,建立具有較強資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強政府更符合實際。

    當前中東阿拉伯國家面臨的問題遠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為複雜,因而更加需要強政府。當然,多個中東強人政權倒&已經表明這類政權存在弊端,但其癥結在於當權者背離人民,使公權力變成為了權貴撈取好處的工具。問題是,當通過武裝鬥爭或民眾抗議等方式推翻原政權後,抗議者簡單地將問題歸咎於強權本身,為消除“一言堂”和終身制等積弊,希望用“民主”的優點來消解“獨裁”的缺點。西方民主政治強調分權制衡、多黨競爭、個人權利等,一定程度上民主制度的維繫要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言之,就是將“菜刀磨鈍”的過程。

    在“革命”之後開啟了“民主化”進程的阿拉伯國家,這種“民主化導致低效和失序”的弊端體現得就更加淋漓盡致。這些中東阿拉伯國家即使犧牲眼前,承受了政治動蕩和經濟惡化之苦,也難以贏得長遠,反而會使動蕩成為常態;民眾在此間非但不能真正享受“人民當家作主”的好處,反而充分體驗了民主政體的弊病和壞處。而且,在“民主化”語境下,使用強硬手腕恢復秩序難度甚大。比如,伊拉克前總理馬利基從2008年起試圖加強集權,此舉卻加劇了遜尼派和庫爾德人的離心傾向,反對者紛紛將其視為“伊拉克諸多問題中的最大問題”;埃及前總統穆爾西曾要求軍隊鎮壓抗議者,馬上被民眾稱為“長鬍子的穆巴拉克”,支持率迅速下降。

    “民主化”不能生搬硬套

    美國從獨立到黑人選舉權利實現用了兩個世紀,法國從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國穩定下來花了150多年,英國實現普選歷經兩個多世紀。缺乏實現民主的基本條件,又不肯耐心經歷足夠的歷史和物質積澱,急於照搬和推行西式民主,實際就是列寧曾批評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讓毛皮下水”,最終只會導致“早熟民主”和“壞民主”。中東國家的“民主化”就屬於這種情況。

    一是物質條件不具備。李普塞特等政治學家認為,民主化與經濟發展水平呈正相關性。據統計,人均收入在500美元以下的國家幾乎不可能成為民主國家,而人均收入在500~2000美元之間的國家,雖然有這個可能,但或許仍是不穩定的。只有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3000~4000美元,才最有可能實現穩定、民主的發展。近年來,這一民主“經濟門檻”提升到人均6000~7000美元。多數中東阿拉伯國家還達不到這一標準,在物質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匆忙啟動“民主化”只能導致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使原本薄弱的經濟底子更加捉襟見肘。

    二是政治制度不完備。多數阿拉伯國家國內不存在成熟而強大的世俗政黨,政治制度化程度普遍較低。在沒有政治制度保障的背景下擴大民主參與,一則使新生黨派多如牛毛,但均缺乏強有力的組織和影響力;二則普通民眾缺乏通暢的表達渠道,轉而競相通過工人罷工、學生造反、商人罷市、平民示威、軍人干政等熟悉的方式表達訴求。二者相互疊加,致使政局混亂無序,國家日趨被帶到災難邊緣,民主政體本身亦面臨威脅。2013年7月埃及穆爾西政府執政剛滿一年就被趕下&,就充分説明這點。

    三是缺乏實行西式民主的政治文化。民主政治的正常運轉,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各方遵守“游戲規則”(如獲勝者懂得“權力邊界”,敗選者願賭服輸等等)。阿拉伯國家恰恰缺乏這種政治傳統。縱向看,中東自四大哈裏發統治結束以來的1300多年歷史中,始終沒有過民主政治。

    橫向看,阿拉伯國家信奉的伊斯蘭教不僅僅是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還是意識形態、法律體系和政治道路,與現實政治關係密切。而在伊斯蘭傳統價值中,現代性、民間機構、平等、獨立思考、婦女權益等均顯得非常陌生。政治伊斯蘭勢力將民主選舉視為合法上&的新方式,卻不會借其推行“自由民主”。例如,2012年6月穆爾西當選埃及總統後,大力推動禁酒、戴面紗、男女分開等“伊斯蘭化”政策;突尼斯復興黨掌權後,總統馬爾祖基拒絕把“男女平等”條款寫入憲法,薩拉菲派頻頻襲擊電影院、展覽會、酒吧及世俗政治家。這些主張與世俗民主價值觀格格不入,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宗教勢力與世俗化力量的矛盾日趨公開化。

    中東“民主化”轉型的經驗一再表明,“一人、一票、一次”的“民主化”經常導致政治伊斯蘭上&,使民主化變成伊斯蘭化;要維繫世俗發展道路,主要靠有違民主的威權專制。要麼是“專制的世俗化”,要麼是“民主的伊斯蘭化”,唯獨沒有“世俗的民主化”。

    此外,同質化(共同的國家認同、政治信仰和平等的社會結構等)也是西式民主運行的重要前提。而伊拉克、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的國家建構普遍沒有完成,國內民眾的種族、教派和部落意識也遠高於國家意識。在此背景下啟動的“民主化”,勢必導致政治動員沿着教派、種族界限展開,使這些國家教派矛盾凸顯,分離主義抬頭。□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研究所 田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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