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緣何疏於“兵要地誌”
既然歷史和勝利都是由細節堆積而成，那就讓我們看看，究竟有些什麼關鍵性細節，阻擋了“抗日主力”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贏得本該屬於它的勝利？
1944年8月，蔣介石在黃山召開的整軍會上，提到蘇聯代總顧問古巴列維赤對“國軍”作戰指揮能力的評價：“團以上到軍師為止，各級司令部的業務極不健全，圖上作業與沙盤教育可以説完全沒有，指揮所參謀業務的演習，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國軍隊一到作戰就莫名其妙。既沒有具體的作業計劃，也沒有完備的作戰命令！”
對於“國軍”來説，這樣的評價可謂一針見血。這幾乎可以被看作是國軍屢戰屢敗的極為隱秘又極為關鍵的原因，這就是説，導致國軍作戰不利的原因可能還會找出許多條，但這一條卻是極其致命的：那就是從抗戰開始直到結束，蔣介石及其手下，都未能有效地為這支軍隊建立起一整套近現代軍隊必不可少的“參謀制度”。而沒有有效的“參謀制度”，既是由於當時的“國軍”除中央軍外，大多還殘留着舊軍閥的尾巴，指揮官把部隊看作自己晉陞的資本和私人財産，不可能弄出一個參謀制度來與自己分權；同時也是因為這些部隊的指揮官們，對近現代作戰及參謀制度作用的無知。這樣的軍隊，不懂“兵要地誌”為何物，不是很正常麼？而正是這種“正常”，才導致了八年抗戰打得艱苦卓絕，犧牲巨大。雖然以身殉國的將士們個個都英烈千秋，可歌可泣，但其中有幾多是由於指揮官魯莽，只知死打硬拼而造成的無謂犧牲？
反觀日軍，早在明治時期就建立、又在大正時期完善了從法、德軍隊學來的參謀制度，建立起了“參謀本部”。這一制度雖然最終導致了日本軍方坐大，也把日本國民引向毀滅的法西斯戰爭之路，但客觀地説，其在與對手交戰時，還是充分發揮了參謀制度的效能。
那麼，為什麼當年的日軍可以建立起有效的參謀制度，而中國軍隊卻沒有？為什麼日軍精於對“兵要地誌”的研究，而中國軍隊卻疏於此道？試圖解答問題的結果必然帶出更多的問題。
這讓我想起讀竹村公太郎的《日本文明的謎底———藏在地形裏的秘密》一書帶給我的震撼：同樣是種植水稻的民族，為什麼日本人在種植水稻的過程中形成了團隊合作精神，並一以貫之，直到把它帶入現代工業社會，使之形成日本式的企業精神，而我們卻在數千年裏始終安於一家一戶式的小農經濟，由此造成整個社會的一盤散沙式局面，非要等到大敵當前，鐵蹄踐踏，才奮起反抗。
答案，或許就隱藏在中日兩國不同的歷史和迥異的國民性格的細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