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要地誌”是侵華日軍利器
在異國土地上作戰，如果事先不了解對方的地理環境、風土民情、氣候變化，那就如同“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這也就是為什麼日軍在侵華戰爭早期，其一線部隊指揮官，大多是精通“支那兵要地誌”的“中國通”的原因。其代表人物就是最後站在了東京大審判戰犯被告席上的板垣徵四郎。早在1924年，擔任日本陸軍大學的兵要地誌學中佐教官時，板垣就在他的講義中，詳細講授過有關中國的人文自然地理。講到“北支那”的情況時，他特別提醒日軍注意，“關內各道路，能通野炮的少。京津地區地形低濕，遇降雨增水，則影響作戰”。
要知道，板垣所講內容，並非照本宣科，大多是他多次秘密潛入中國實地考察得來。令同期中國軍人汗顏的是，像他這種掌握作戰地域第一手資料的日軍前線指揮官，並非鳳毛麟角，而是大有人在。看看本莊繁、河本大作、影佐禎昭、今井武夫這些我們熟悉的名字，這些人與板垣一樣全都擔任過參謀本部兵要地誌中國班的班長。
沈克尼在他的《日軍編印的中國兵要地誌縱橫説》一文中這樣寫道，“日軍參謀本部要求，對區域的地質、山地、平原、河川、湖沼、森林、居民等地理要素進行戰略戰術上的評述。如山地的比高、起伏、狀態、植被狀況等對軍隊展開、運動、指揮、聯絡、展望、射擊及方向維持的難易，河川的水深流速、河高性質、氾濫區景觀、障礙程度、兩岸地形，天候季節對水量的增減影響，以及橋梁徒涉場情況”，等等，要求之細微，之詳盡，可謂無以復加。
在如此嚴格的要求下，一線部隊的情報細節掌握就更加精準。如當時中國軍隊繳獲並翻譯的日軍《野戰騎兵排長必攜》手冊，更是細緻到令人吃驚的程度：“滿洲之土地，稍遇陣雨，則忽成泥濘，因此發生黏着力，以致增加馬掌脫落之事。”又如，“水井水量一般均少。一小時之涌入量不過約為五斗。故對井口一個之分配人員約以百名(馬匹則約為其五分之一)限度”。
當你的對手對你的情況熟悉到這般地步時，他在你的土地上作戰，自然也就可以進入《三十六計》中所説的“反客為主”境界。由此可知，日軍在侵華戰爭的早期打得較為順手，除了其氣焰正盛加之武器裝備、訓練水平等優勢因素外，對作戰區域“兵要地誌”情況先期掌握，不能不説是一大關鍵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