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抗日戰爭既是一場求生存、求解放的民族自衛戰爭，也是一次求進步、求發展的社會變革運動。在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同時，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不僅是抗日戰爭的客觀需要，也體現着人民的利益訴求。歷史的車輪不但將把中國送到勝利的彼岸，而且將把中華民族的復興進程帶到嶄新的階段。
中國共産黨是把抗日戰爭作為中國革命的一個階段看待的。抗戰爆發後，共産黨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就提出了開放民主、改善民生的主張。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了《<共産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提出了建立“無産階級領導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從而“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的宏偉構想，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到抗戰後期，共産黨鮮明地提出了廢止國民黨一黨獨裁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和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制度的綱領。這些主張和綱領，把堅持抗戰到底與推進民主進程、民族解放與社會進步融為一體，在奪取抗戰勝利的同時，為中國的未來發展描繪出壯麗的藍圖。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構想首先在抗日根據地付諸實施，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府實行著名的“十大政策”。在政治上，堅持抗戰與民主的協調統一，實施“抗戰和普選的民主政治”，建設“三三制”政權，擁政愛民，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作風和艱苦奮鬥、清廉勤政的工作作風；在經濟上，實行有利於民眾的政策，開展“減租減息”、“精兵簡政”和大生産運動，改善民生；在思想文化上，推廣民主的科學的文化教育和時事教育，發展群眾文化事業。在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通過生産關係和社會結構的變革，生産力得到解放，人民群眾的民主、民生權利得到保障，社會面貌煥然一新，建成了全國抗戰的堡壘和持久抗戰的基地，其政治清明、經濟發展、政府廉潔的社會“新區”形象迥然不同於國民黨統治區。1940年，民主人士李公樸帶領“抗戰建國教學團”參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後興奮地説，這裡“象徵着中華民族解放的勝利，象徵着新中國光明燦爛的前景”，“形成為一個新中國的雛形”。南洋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曾經是堅定的“擁蔣派”，但延安之行徹底改變了他。他説：“所見所聞，不論政治與軍事，大出我之意外。余觀感之下，衷心無限興奮，喜慰無可言喻，認為別有天地，如撥雲霧而見青天。”
全民族抗戰，既要拯救災難的中國，也要塑造光明的中國；既要爭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還要爭取國家的發展和富強。中國共産黨以對國家民族發展的先進理論和建設邊區與根據地的模範實踐，讓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未來，因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産黨作為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作為民族復興的領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