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的“做眼”與日軍的“吃子”
中國抗戰的過程演變，如同一盤複雜多變的棋局。人民軍隊進入戰場時力量單薄，八路軍只有4.6萬人，新四軍只有1.03萬人，如果不能洞悉戰局、正確使用，不但無法發揮作用，而且會“陷入於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中共中央堅決反對將弱小的紅軍投入正面堵擊日軍的陣地戰，認為“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
八路軍迅猛地向日軍進攻的相反方向推進，向由於日軍進攻而造成的各派力量真空地帶前進。這一戰略被稱作“敵至何處我至何處”，後來又被概括為四個字“敵進我進”。太原、上海失守後，毛澤東強調：“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遊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須負嚴重的責任。”八路軍迅速依託管涔、太行、太岳、呂梁山脈在日軍戰線翼側完成戰略展開，在山西的四角建立抗日根據地，形成戰略支點，完成戰略布局。隨後向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大舉推進，經略中腹，將由以山西為主的山地遊擊戰爭，發展為整個華北地區的敵後遊擊戰爭。新四軍各部則迅速展開於大江南北地區，挺進蘇南、皖南、皖中。共産黨領導的抗日遊擊戰爭逐步拉開帷幕，與正面戰場相呼應的敵後戰場逐步形成。
敵後戰場的開闢，不僅盤活了中國抗戰的棋局，扭轉了因正面戰場國民黨軍作戰失利而造成的頹勢，而且使敵後戰場逐步上升為全國抗戰的主要戰場。在敵後戰場，每一塊抗日根據地都處於敵之四面或三麵包圍中，但各個根據地又相互&&，對日軍構成了戰略包圍。毛澤東把這種敵中有我、我中有敵的狀況形象地比喻為下圍棋，“敵對於我、我對於敵之戰役和戰鬥的作戰好似吃子，敵之據點和我之遊擊根據地則好似做眼”。八路軍、新四軍要“做眼”求活，不斷擴大根據地；日軍則要“吃子”凈殺，根除控制區內的威脅。於是從人民軍隊挺進敵後開始，“做眼”與“吃子”的鬥爭就以日軍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和抗日軍民的反“掃蕩”的形式激烈地進行。
敵後抗戰不但發展困難，堅持也極為艱難。國民政府曾在冀、察、魯、蘇等敵後地區先後留置數十萬兵力，並專門在南嶽舉辦遊擊幹部訓練班，着力開展遊擊戰爭。但這些部隊無法承受日軍進攻和艱苦環境與複雜鬥爭的煎熬，到1943年，只剩少量部隊繼續堅持，其他煙消雲散。
但是共産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經受住了嚴峻考驗。毛澤東説，我們在敵後已經“被敵人擠得好似由茶壺底到茶壺腰，再擠到茶壺頂，現在我們一定要從茶壺頂往下擠一下”。各根據地在反“掃蕩”、反“清鄉”中創造出敵進我進、打磨盤、“翻邊戰術”、“到敵後之敵後”以及“以進為進”等各種戰術。武工隊和小部隊神出鬼沒，將日軍控制區攪得地覆天翻。抗日根據地在堅持中發展，在堅持中鞏固，敵後抗戰撐起了戰略相持階段中國抗戰的大局。日本史學家認為，八路軍、新四軍是以“靈活的戰術，一步步地削弱、消耗、拖垮了日本軍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