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以鬥爭求團結
西安事變以後，為了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産黨從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派出周恩來等人為代表，自1937年2月至9月，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等地與國民黨代表進行了多次談判。談判的中心是，紅軍改編和蘇區政權改制問題。起初，國民黨傲慢無禮地提出不同意共産黨有師的編制，只準編為3個團；後又增為6個團、9個團，人數只限3000至5000人。蔣介石密電顧祝同，提出“中央只準其編4團制師之兩師，照中央編制，8團兵力當在15000人。以上之數不能再多”。蔣介石甚至荒唐地提出：“請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以實現其“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慾望。周恩來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對蔣介石的謬論一一駁斥，並正告他：現在是共産黨與國民黨商談合作抗日，而不是向國民黨投誠，要國民黨收編。對於國民黨提出要向共産黨軍隊派遣政訓處主任、參謀長或聯絡參謀的主張，中共中央明確指示談判代表，“不許其踏入營門一步”。由於我黨堅持了有理有力有節的鬥爭，再加上形勢所迫，蔣介石不得不接受共産黨關於合作抗日的主張。
七、隱蔽戰線做出重大貢獻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成為指導抗日戰爭勝利的綱領性文件。而這一切，無不以情報和對情報進行科學的分析判斷為基礎。黨的隱蔽戰線有力地配合了黨的中心任務，為抗日戰爭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比如，我黨打入到胡宗南部隊的情工人員熊向暉獲取的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草擬的進攻我陜北軍隊的“作戰計劃”，以及西安其他情報組織提供的情報，對我軍粉碎國民黨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起到了重要作用。潘漢年所領導的情報系統及時獲取了德軍進攻蘇聯“一觸即發”的重要情報，及時反映了日美談判內幕，以及日軍決定“南下”的戰略意圖。特別是通過日籍反戰人士中西功、西裏龍夫等人的分析研判，作出日本將在12月7日前後對美國發動進攻的準確判斷，最早發出了太平洋戰爭的警號。這一戰略情報，被美國中央情報局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有戰略價值的兩件情報工作”之一。
八、將中國命運與人類命運融為一體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民的命運和世界人民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中國的抗戰牽制了大量日軍，有力地支援了歐洲和太平洋戰場。羅斯福總統曾説：“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你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在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後，世界進步力量也以不同方式支援了中國的抗戰。蘇聯在戰爭前三年提供貸款2.5億美元和大量武器裝備，並直接派遣空軍志願隊約2000人參加對日作戰，其中轟炸機大隊長庫裏申科等200余名飛行員犧牲在中國戰場。美國陳納德將軍率領的“飛虎隊”，在抗日空戰歷史上寫下了與中國軍民並肩作戰的悲壯篇章。由中美共同開闢的“駝峰航線”，向中國運輸戰略物資80多萬噸，損失飛機609架，犧牲飛行員1500多名。
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主動與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國家協調，互相支持，是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但又不能把勝利的法寶全部押在外國的協調、斡旋和支援上。“九一八”事變發生前，蔣介石約張學良到石家莊面授機宜：“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提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九一八”事變爆發第二天，國民黨政府代表施肇基在國聯會議上聲淚俱下，乞求國聯“裁決”。而實際上，英、美、法等國巴不得日本進攻蘇聯，不但默許日本侵略中國東北，而且公開加以袒護。
而中國共産黨不僅採取獨立自主、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而且在敵、偽、頑軍的層層封鎖下，開展大生産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基本解決了軍需民用，大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鞏固並發展了解放區，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十、偉大的民族精神是抗戰勝利之魂
抗日戰爭不僅是物質的角力，更是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較量。抗日戰爭格外艱險，犧牲和流血時時威脅着人們。但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並沒有俯首甘當亡國奴，而是竭力奮戰，愛國主義成為抗戰的最強音和主旋律。八路軍戰士馬寶玉等5人為掩護主力安全轉移，將日軍吸引到狼牙山，子彈、手榴彈全部用光了，就用石頭砸，最後英勇跳崖。在正面戰場，廣大國民黨愛國官兵以血肉之軀英勇抗敵，血灑疆場，總共進行大規模會戰22場，重要戰鬥1000余次，傷亡320余萬人，旅以上將領犧牲189人，可謂悲壯慘烈。在忻口會戰前，第九軍軍長郝夢齡在家書中&&，“我愛你們，更愛祖國！”“不打敗日本，決不生還！”會戰中，他親臨前線指揮作戰，最後和師長劉家麟等為國捐軀。忻口會戰堅持3個月，殲滅日軍3萬餘人，而在取得這一輝煌戰果的背後，是10萬愛國將士馬革裹屍！
抗戰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是正義的勝利，更是偉大抗戰精神的勝利！
70年過去，抗日戰爭硝煙已盡，然而70年前的精神將世代相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