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籌——審時度勢、謀勢造勢、巧於乘勢
在抗日戰爭的歷程中，合理地分析敵我雙方優劣，預測戰爭進程，描繪戰爭發展的基本輪廓，是制定正確的戰略戰術的基本依據，是自覺地把握戰爭全局的重要前提。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很快攻佔了平津地區，並分別向華北、上海大舉進攻，企圖迅速佔領上海，威脅南京，迫使國民黨政府就範，實現其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的圖謀。但發動戰爭規模的大小、時間的長短、攻城略地的強度和戰爭發動者國力的消耗是成正比的。日軍為求速勝，每戰必出重兵，每奪一地必用重力，每佔一城必重殺戮，這樣就必然加倍消耗其軍力國力，必定加速其失敗的進程。
1937年8月，國民政府召開國防會議，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應邀與會，並向會議提交《確定全國抗戰之戰略計劃及作戰原則案》。經過研究和討論，會議認為抗戰應採取持久戰略，以空間換時間，逐次消耗敵人，以轉變優劣形勢，爭取最後勝利。1938年5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深刻闡述了抗日戰爭要經過三個階段，並具體論述了各個階段敵我雙方力量消長的可能性以及我應採取的戰略戰術，清晰而完整地描繪出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大致進程和輪廓，極大地增強了戰勝侵略者的信心，對引導抗擊日寇起着重要作用。
善謀者謀勢，不善謀者謀子，謀勢重於謀子，謀勢為上，謀子為下。造勢謀略的中心問題，是如何使劣勢裝備的弱小的我軍，能佔據有利於生存發展的環境，能使自己的力量增殖，能在戰略防禦的不利態勢中創造有利的態勢，並最終在戰略上造成有利於我的態勢，徹底殲滅敵人。國共兩黨的戰爭指導者們從實際出發，根據敵強我弱、敵小我大等特點，認真分析敵我雙方的戰略戰役態勢，以“持久作戰”的總方針對抗日寇“速決戰”，造“先為不可勝之勢”；運用優勝劣敗規律，造戰役戰鬥我強敵弱之勢；着眼整體效益，造全局協調之勢。在具體的戰爭指導上，成功地謀劃了陷敵於中國民眾的“民勢”，陷敵於全局被動的“位勢”，佔據戰場有利地形的“地勢”等。
1938年10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失守，中國抗戰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隨着戰局的擴大，戰線的延長和長期戰爭的消耗，日軍的財力、物力、兵力嚴重不足，已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被迫放棄速戰速決的方針，停止戰略進攻，改取戰略持久作戰，對國民政府採取以政治進攻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方針；對正面戰場實施局部有限攻勢，不再以攻城略地為主，而以打擊和削弱中國軍隊的“反消耗戰”為主；積極扶植偽政權，鞏固佔領地區的統治，大力掃蕩佔領區內的抗日遊擊部隊，並實行經濟掠奪政策。針對日本“以戰養戰”、“以華制華”圖謀，中國軍隊以“面勢”制約敵之“點線勢”，擴大敵後遊擊戰爭的發展和抗日根據地，使日軍在其佔領區內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線和一些大城市，廣大農村均控制在以八路軍、新四軍為主的中國軍隊手中。如八路軍在晉東北、晉西北、晉西南對佔據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敵取四麵包圍的戰略態勢，從而初步形成了以山西為主的敵後戰場。
同時，中國軍隊以我之“聯網勢”破壞敵之“聯網勢”。1938年11月下旬，國民黨統帥部在湖南衡山的南嶽召開了有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等參加的軍事會議，要求“對敵主動發動有限度的攻勢或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遊擊隊，加強敵後方之控制與襲擾，化敵後為前方，迫敵局限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制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正面戰場先後發起南昌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隨棗會戰、南寧會戰、中條山會戰等戰役。敵後戰場以華北、華中為一體主戰場，華南和東北敵後戰場為兩翼開展抗日遊擊戰爭，消耗和牽制了大量日偽軍。特別是從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八路軍開展了105個團參戰的“百團大戰”，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擊破日軍“囚籠政策”，極大地鼓舞了中國軍民的抗戰決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的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緊密地&&在一起。中國政府巧於“乘勢”，積極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線。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時中國共産黨就曾提出“組織國際統一戰線”，“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第二天，中國共産黨又發表宣言，呼籲“中國與英美及其他抗日諸友邦締結軍事同盟，實行配合作戰，同時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堅持抗日戰爭至完全勝利”。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蘇四國領銜的26國在華盛頓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從此，已堅持多年、並已進入戰略相持的中國抗日戰爭，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軍民有了盟軍並肩戰鬥，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