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3月25日晚上，美國紐約東哈萊姆區列剋星敦大道線125街地鐵站發生隨機暴力事件，一名男子在列車即將進站時被推入軌道後遭列車撞擊身亡，目前嫌疑人已被拘留，警方稱這是一次“無端襲擊”。事實上，像這樣的隨機暴力事件在美頻頻發生，甚至就在紐約州州長宣布採取措施保障地鐵系統安全後僅一週多，該州布魯克林一輛地鐵列車上就再次發生從言語到拳頭、刀刃，最後到槍擊的惡性事件，現場打鬥視頻也在網上廣泛傳播。對此，《紐約時報》評論稱：“一段近5分鐘的打鬥視頻顯示了紐約最嚴重的問題，比如非法槍支和精神疾病，都集中在一輛地鐵車廂裏。”有美國媒體分析稱，正是暴力事件的“隨機性”導致犯罪率數據的下降並沒有帶來民眾安全感的提升。也有不少美國專家分析認為，隨機暴力事件並不都是隨機的，這些危險事件既與仇恨犯罪、性別暴力等因素相糾纏，也暴露了美國社會諸多根深蒂固的問題。
“受害者只是在街上走着，就被盯上了”
地鐵站頻繁發生的推人事件讓居住在紐約的華人十分緊張。家住長島的喬伊·王告訴《環球時報》特約記者，由於上下班必須乘坐地鐵，現在她每次進到地鐵站都挑選有立柱或者墻壁的地方站立，將背部保護起來，並時刻留意、遠離看起來懷有敵意或精神狀態不正常的人。喬伊説，新冠疫情後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很隨機，不得不隨時保持警惕。
隨機暴力事件不僅發生在東海岸的紐約，在西海岸同樣頻發。一位佐治亞州的男子日前遭到陌生男子襲擊，導致脊椎受傷，其家人&&，他可能需要一年的時間才能再次行走。上個月，洛杉磯發生一系列隨機深夜槍擊事件，造成4人死亡，其中還包括一名未成年人，目前兩名嫌疑人被拘留。當地警察局局長&&：“我們認為這些都是隨機暴力事件，受害者只是在街上走着，就被盯上了。”居住在美國西海岸的華人告訴《環球時報》特約記者，很多無家可歸者聚集在交通方便的中國城附近，導致當地治安堪憂。可能只是在飯店吃頓飯的功夫，車窗就會被砸爛，有些華人甚至被逼無奈，在車上貼出寫有“被砸多次，敬請放過”之類的紙條。
“犯罪率下降，為什麼紐約人沒有安全感呢？”《紐約時報》去年8月發表評論文章稱，從統計數據來看，紐約的槍擊事件數在一年內下降26%，謀殺案件數下降11%，入室盜竊和搶劫也少有發生。但是，暴力事件實際上有多嚴重與人們認為它有多嚴重之間存在“溫差”。據美國《紐約每日新聞》3月19日報道，當日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與2017年相比，紐約市民的城市公共安全感在2023年出現大幅下降。去年6月的調查顯示，七成的紐約居民&&他們擔心成為暴力的受害者，有17%的人&&他們在過去12個月內購買了槍支用於自衛。
《紐約時報》分析稱，客觀數據和民眾安全感之間存在差異主要是由於那些具有隨機性的、罕見卻讓人極為恐懼的事件接連發生。2022年1月，40歲的美籍華人女子米歇爾·吳在紐約時代廣場站候車時，被一名非裔無家可歸男子推到地鐵軌道上，導致其當場身亡，引發廣泛關注。米歇爾生前是全球頂尖諮詢公司德勤的高級經理，而61歲的行兇者西蒙·馬肖爾在事發前與其並不相識，而且在行兇前還與另一名“非亞裔”女子對峙，威脅稱要將對方推下軌道。紐約警方稱，這是一起“無端的暴力事件”。
同隨機暴力事件發生的地點一樣，民眾安全感的下降以及對暴力犯罪的恐懼也不止存在於紐約。全球民調公司蓋洛普去年年底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美國對人身安全的擔憂達到了30年來的最高水平。高達40%的美國人&&，他們害怕晚上獨自行走在離家一英里以內的地方，該指標上次達到這一水平是在1993年，當時正值美國出現歷史上最嚴重的犯罪浪潮之一。調查還發現，這種對犯罪或暴力侵害的恐懼感影響到了美國人的日常活動，約三成民眾&&曾刻意避免前往自己所居住的城鎮中的部分地區，或避免前往附近城市的中心地區；近三成美國人&&由於對犯罪恐懼而避免在所居住地區獨自散步或慢跑；還有近三成美國人&&會避免參加音樂會等人流量大的活動。
美國智庫曼哈頓政策研究所研究員拉斐爾·曼瓜爾&&，美國街頭隨機犯罪日益增多，其背景是2020年以來美國暴力犯罪呈現急劇上升的總體趨勢。從前，嚴重暴力犯罪通常集中在較小的犯罪網絡中，大多數美國人能夠根據自己所處的位置與關係網來評估自己受到傷害的風險。然而，隨機的街頭犯罪，特別是發生在低犯罪率地區的街頭犯罪，可能會顛覆人們因避開較惡劣地區而獲得的安全感。如果這些行為繼續下去，用不了多久，對犯罪的恐懼就會開始在越來越多的公眾心中佔據更突出的位置。
《華盛頓時報》報道稱，一系列地鐵站、公交車站等公共場合的隨機暴力事件都促使東海岸地區向公共交通系統投入額外的安全資源。紐約州州長凱茜·霍楚爾本月早些時候下令國民警衛隊在紐約市地鐵檢票口隨機搜查行李，試圖讓持槍分子遠離地鐵車廂。華盛頓大都會地區交通管理局也在地鐵上部署了武裝警察，以阻止流浪漢和其他乘客的暴力行為。但是，紐約市前警察局長伯納德·克裏克認為：“這不會減少地鐵系統中的暴力事件，一點也不會。”
隨機暴力“從來都不是隨機的”
雖然隨機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並不單一，但從受害目標群體的比例來看，也的確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趨勢，不少看似隨機的暴力事件也都被懷疑與仇恨犯罪、性別暴力等息息相關。
日前，一位73歲的華裔老人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去釣魚的路上無故遭人毆打，導致腦震蕩、手臂骨折和眼睛受傷，他的家人接受當地電視台採訪時&&：“當心！不要獨自去周圍沒有人的地方，現在在波特蘭感覺不太安全。”據稱，施暴者是一名白人男性，與這名老人並不相識也沒有交談，直接用從岸邊撿起的棍子猛打老人，直到棍子斷裂才離開。事件發生後，波特蘭警方將此案歸為襲擊案，而非仇恨犯罪案件。對此，美國“KOIN電視台”評論稱，隨着調查的展開，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美國亞裔美國人基金會本月初發布調查顯示，從2020年開始加劇的反亞裔仇恨言論和暴力行為一直沒有停止，紐約市過半亞裔居民在過去12個月內曾因自己的種族或民族遭受過仇恨對待，超四成紐約亞裔居民甚至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同樣的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隨機暴力也發生在猶太社區。今年2月，美國南佛羅裏達州地方電視台WPLG Local 10 以“勞德希爾猶太教拉比成為看似隨機仇恨攻擊的受害者”為題報道稱，一位69歲的猶太教拉比在離開該州勞德希爾一座猶太教堂後遭到毆打，目擊者稱當時聽到犯罪嫌疑人、42歲的非裔男子特雷弗·羅德尼對被害人大喊：“我厭倦了你們！”另據《耶路撒冷郵報》報道，本月初，一名東正教猶太女子在紐約布魯克林皇冠高地街頭遭到一名陌生男子的隨機襲擊。監控視頻顯示，這名男子一開始在路上走着，隨後經過站在路邊的女子時沒有預兆地重擊了她的頭部。據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報道，上個月一項新的美國民調顯示，近2/3的美國猶太人的安全感不如一年前。
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2022年發布報告稱，老年人會在衝突中面臨更高的風險。蓋洛普的調查還發現，犯罪事件對女性安全感的危害要大於男性。調查結果顯示，男性（43%）在生活中比女性（26%）更有可能忽視犯罪行為帶來的風險。
退役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薩姆·羅森伯格是一名安保專家，曾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美國著名演員湯姆·克魯斯等人擔任私人保安。他在接受福克斯新聞電視台採訪時&&，隨機暴力“從來都不是隨機的”，新聞報道總是用“隨機”來形容暴力事件，反而會助長一種“暴力是隨機的且不可預測的，任何人都無能為力”的心態。他認為，看似隨機的暴力行為，從恐怖襲擊到大規模槍擊事件，再到普通的街頭搶劫，“就像沸水一樣可以預見”。羅森伯格稱，通常情況下，罪犯會選擇“軟目標”，也就是一個容易的目標，不能或者不會反擊的目標。
“暴力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
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教授邁克爾·托裏評論稱：“暴力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就像櫻桃派是美國的一樣。”美國隨機暴力事件難以控制有多方面的原因。從之前的案件中可以發現，不少襲擊者都是無家可歸者或精神疾病患者。曼哈頓政策研究所警務與公共安全事務主任漢娜·邁耶斯&&，街頭隨機犯罪很少是完全隨機的，而是由持續反社會的個人所為。“我們要識別、拘留這一小部分威脅者，否則他們就會繼續傷害他人。”
《紐約時報》經過調查發現，紐約市安全網絡實際上是一個由多種機構和項目組成的“支離破碎的大雜燴”，這其中包括無家可歸者收容所、私立和公立醫院、流動心理健康診所。這些機構在共享信息方面普遍存在失誤，市州官員不願為關鍵項目提供全額資金，導致人員不足和治療時間緊迫。紐約市收容系統存在缺陷，未能可靠地安置精神病人。調查發現，2022年紐約市收容所繫統裏有1/4的嚴重精神疾病患者沒有被安置在精神疾病收容所，這帶來的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比如，2021年8月，一名41歲的男子在聯合廣場地鐵站&上用錘子襲擊了一名陌生人，造成後者重傷。這名男子此前本應被安置在精神疾病收容所，但卻被送往了其他類型的收容所。
匹茲堡大學精神病學教授約翰·羅澤爾與杜克大學醫學院教授傑弗裏·斯旺森曾刊文分析稱，儘管很多時候人們將公共場所針對陌生人的無端槍擊事件歸咎於精神疾病，但實際上大多數暴力與精神疾病沒有直接因果關係。他們認為，美國槍支法規寬鬆導致槍支氾濫，使得槍支在犯罪活動中被廣泛使用，並導致更多的暴力事件。兩位專家&&，精神疾病患者在美國相當普遍，2020年，近6%的美國人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但其中大多數人從未有過暴力行為。事實上，如果嚴重的精神疾病突然消失，美國的暴力犯罪只會減少約4%。
此外，有觀點認為，美國一些地方法律正在縱容犯罪分子。據《華盛頓時報》報道，地鐵上大部分暴力事件都由少數慣犯所為，紐約警察局&&，去年因公交襲擊被捕的38人與全市1100多起其他犯罪案件有關。官員們&&，紐約州寬鬆的保釋法律是一個重要問題。再比如在加州，盜竊物品價值低於950美元就屬於輕罪，所以對於像“零元購”這類搶劫、偷盜的犯罪行為，即便犯罪分子被警方抓到，也很可能會被無罪釋放，或是僅被處以短期監禁。
長期從事社區犯罪行為調查的專欄作家普倫蒂斯·史密斯&&，隨機襲擊事件的實施者往往是輟學、失業或無家可歸的年輕男子，他們的生活似乎沒有方向或希望，而且大都是慣犯，大部分時間都在進出監獄。
此外，由於“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反對種族歧視運動席捲全美，導致執法部門與所服務社區間緊張關係加劇，多地政府還考慮減少執法預算，願意從事警察工作的人也在減少，警力捉襟見肘。而政治兩極分化更使推動解決公共安全問題具有挑戰性。關於槍支管控、警務改革和刑事司法政策等問題的辯論往往演變成黨派爭論，因此很難找到共同點並實施有意義的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