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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03/ 21 09:02:44
來源:環球時報

波音危機背後是美國製造的系統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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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截至3月18日,波音股價已下跌28%,國際評級機構惠譽&&,波音的違約風險正逐漸接近“垃圾級”。美國新聞網站Quartz近日梳理了“波音殘酷的2024年時間表”。1月5日,一架波音737 Max客機內嵌式應急門脫落,開啟了波音“混亂的一年”。此後,從2月6日至3月15日,接連發生至少5起安全事故,包括方向舵踏板卡住、輪胎脫落、“空中急降”、輪胎爆炸、機身外部面板缺失等。3月9日,曾爆料波音飛機氧氣系統嚴重缺陷的波音前員工巴尼特之死也引發輿論猜測和質疑。有專家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稱,波音事故頻發的背後是“螺栓掉了一地的美國霸權”。這家美國航空航天業頭部企業、世界領先的民用和軍用飛機製造商的嚴重安全問題,也讓美國媒體、學者和民眾聯想到美國製造業長期存在的系統性問題,並對美國整個“去工業化”又“再工業化”的軌跡展開反思。

  競爭壓力下,737 Max匆忙上市

  中國留學生李魚居住在美國密蘇裏州聖路易斯,這裡擁有波音公司的工廠,是當地的支柱産業之一。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大學裏經常會碰到來進修的波音公司員工。在美國,大部分人日常旅行很難避開波音飛機,“坐飛機時,內心雖然忐忑,但只能硬着頭皮坐”。一位來自佐治亞州的前航空公司員工告訴記者,波音飛機數量巨大,其中許多都比較老舊。美國聯合飛行員協會負責人丹尼斯·塔傑形容駕駛波音737 Max的感覺“就像照看著一個問題兒童”。塔傑稱:“我現在處於警戒狀態,這是以前從沒有過的。”

  不過,美國交通部長皮特·布蒂吉格仍試圖向美國公眾保證,乘坐飛機和以往一樣安全。在他看來,波音的品控問題“確實令人關注”,但他仍會坐在波音飛機的靠窗座位上。當被問及最近的波音事件是媒體抓住問題不放,還是真正的系統性問題時,他回答:“兩者都有。”

  法國財政部長布魯諾·勒梅爾日前直言:“與波音相比,我更喜歡空客。”儘管波音危機被廣泛認為有利於空客,但當談及這些事件時,空客公司CEO紀堯姆·福裏&&:“我對競爭對手的問題並不感到高興,這些事對整個行業不利。”這番回應表明,波音的問題並非只關乎公司間競爭,更關乎廣大民眾對飛行的信心以及整個航空經濟的穩定性。

  據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報道,值得慶幸的是,過去幾週並沒有因波音飛機故障造成人員死亡。然而5年前,在近5個月的時間裏,接連於印尼和埃塞俄比亞發生了兩起涉及波音737 Max客機的墜機事件,造成346人死亡。波音一直以其安全和質量著稱,該機型又是當時的新機型,也是有史以來波音最暢銷的噴氣式飛機,所以美國媒體和波音公司當時都將事故歸咎於機組人員。

  然而,2021年9月,美國公共電視台(PBS)前線頻道與《紐約時報》合作製作了紀錄片《波音的致命缺陷》,深入調查後發現了波音墜機事故背後的系統性原因:競爭壓力、培訓不足和監管缺位。根據紀錄片內容,737 Max機型從誕生起就有着濃厚的競爭壓力色彩。2011年,空客推出了能耗更低的新機型A320neo,並與美國航空公司達成初步協議,這筆訂單是該航司與空客十幾年來的第一筆訂單。在此壓力下,波音緊急啟動了737 Max機型的設計計劃。據參與該工作的前員工透露,波音高管一直向工作人員施壓,要求“多快好省”地設計新機型,並一直試圖減少成本、減少新飛機的變化以簡化飛行員訓練差異,並讓新機型盡快推出。而本應對波音行使監管職責的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卻將部分安全檢驗工作授權給波音員工,使得很多問題被掩蓋。

  “有執照的飛機機械師像獨角獸一樣稀少”

  在今年波音的安全問題中,仍能看到上述系統性問題的深遠影響。美國VOX網站刊文分析稱,波音的衰落是此前數十年盈利至上的結果。當人們談論波音的文化滑坡時,前通用電氣CEO傑克·韋爾奇的名字不斷出現。韋爾奇曾打造所謂“精益管理”理念,強調減少製造程序和員工數量,以提高公司股價,該理念影響了一代企業領袖。1997年,波音並購了飛機製造商麥道公司,信奉韋爾奇管理學説的麥道CEO成了波音總裁,也將該理念帶進波音。現任波音CEO卡爾霍恩也曾在通用電氣工作過。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過度依賴外包生産是波音出現安全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外包策略也廣泛存在於很多其他製造行業中。21世紀初,波音公司加大外包力度,推出787“夢幻”客機,這是波音第一款由大量供應商設計製造的機型。該機型翼尖是在韓國釜山製造的,起落架是在英國格洛斯特,水平穩定器是在意大利福賈。與此同時,波音公司在美國國內的主要分包商包括位於堪薩斯州的勢必銳、北卡羅來納州的霍尼韋爾、賓夕法尼亞州的凱旋集團等。

  不過,外包策略雖然一方面加快了開發速度,另一方面也擴大了監管範圍並增加了風險,因為最終産品的好壞“取決於最差的供應商”。對此,美國國防部前代理部長、曾在波音工作30年、現擔任勢必銳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帕特裏克·沙納漢去年秋天接受採訪時&&:“如果我們不成功,他們也不會成功。”

  此外,國際貨運媒體“北極星”網站報道説,長期以來,美國航空業一直受到供應鏈問題的困擾。許多零件供應短缺,一些金屬部件與擋風玻璃的交貨時間比正常情況長2到5倍。飛機機械師和其他航空勞動力的短缺也使供應鏈緊張。專家説,一些機械車間擁有精良的設備,但缺乏操作設備的勞動力,“有執照的飛機機械師像獨角獸一樣稀少”。

  “許多其他美國工人也面臨與波音工程師同樣的困境”

  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逸認為,波音頻發事故的背後,是“螺栓掉了一地的美國霸權”。在他看來,波音公司基於新自由主義經營和管理理念,以“成本控制”的名義將關注點從質量控制轉到價值創造。加之美國政府基於選舉政治大規模推動所謂“多元平等”的身份政治運動,使得技術、能力和經驗等成為人員選拔和任用中的次要標準。最終導致各種因素在一套複雜精密的機械中累積,在今年初爆發式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工業工程學名譽教授西摩·梅爾曼曾將美國“去工業化”描述為“針對美國工人的戰爭”。他以波音舉例分析稱,僅在21世紀的頭幾年,波音高層管理政策的轉變就導致該公司雇用美國國內員工的人數下降約50%,每一代波音飛機的國産含量都在急劇下降。梅爾曼寫道:“許多其他美國工人也面臨與波音工程師同樣的困境。”

  美國《外交》雜誌刊文稱,美國國防産業持續私有化和空心化相當於“自毀長城”。文章認為,如今美國的國防工業與二戰時期大不相同,二戰時期美國國防工業基本由政府經營,並依靠公共事業振興署等政府機構促進就業,當時近九成美國飛機、輪船和槍支彈藥為國有産能。然而到2011年,美國國防採購超過88%來自私營企業。政府通過國防産業刺激就業的努力更是在上世紀60年代就宣告結束。數據顯示,過去20年來,美國國防領域的私募基金收購了500多家相關企業,這些私募基金往往背負高額債務、缺乏公眾監督、破産違約風險高,加劇了國防採購的不穩定性。

  與此同時,一些外媒也對美國其他製造領域&&擔憂。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造船業萎縮讓美國焦慮。美國造船業專家&&,上世紀80年代,裏根政府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取消了對造船業的大部分補貼。國防官員和工會稱,由於製造基地的萎縮和外包,生産新船所需的大量原材料和零部件在美國已無法獲得。同時,過去幾十年的“準時制”生産方式讓美國承包商不願保有冗余産能。加之行業內整合以及中國、日本、韓國等國造船業的崛起,美國對技術、工廠設備和工人培訓的投資不斷減少。美國勞工統計局預測,2022年至2032年,美國海洋工程師和建築師數量將“幾乎沒有變化”。

  《西雅圖時報》近日以芯片製造業為例分析了美國“再工業化”努力面臨的挑戰。據報道,除英特爾外,目前大部分芯片製造已轉移至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全球最先進的芯片也不在美國本土製造。拜登和特朗普兩屆政府都力推芯片製造業回歸國內,但&積電在美建廠投産後的效率能否達到其在中國台灣的水平則取決於管理和勞工技能。由於芯片生産環境要求極為嚴格,&積電在美建廠期間,甚至連廠房建設工作都需要專門從台灣引入專業人員。

  《華爾街日報》刊文分析稱,美國勞工的真正問題是效率低下。文章用美國汽車産業舉例稱,“底特律汽車三巨頭”(通用、福特、斯特蘭蒂斯)的工人一直要求漲工資、確保工作生活平衡,過去工人的要求也一直能得到滿足,但如今美國汽車業已很難再繼續滿足這些要求了。數據顯示,2012年至2022年,美國汽車製造業的生産效率下跌32%。

  此外,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發文稱,美國基礎設施狀況也不樂觀,現有設施基本建成於上世紀60年代,如今許多設施已進入使用壽命末期。與此同時,美國人口較上世紀60年代幾乎翻了一番。因此,大量美國基礎設施瀕臨超負荷運轉狀態。雖然美國國會2021年批准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案,但美國國內目前對如何籌資建設基礎設施莫衷一是。

  美國要重振製造業,必須摒棄“零和博弈”思維

  德勤發布的《2024年美國製造業展望報告》認為,今年美國製造業仍將面臨一系列挑戰。不過,也有不少美國媒體和智庫對該國製造業持樂觀態度。美國卡托研究所去年10月以《美國“去工業化”的現實》為題刊文稱,美國製造業並沒有消失,而是發生了轉變。該研究所&&,儘管一些政界人士稱,幾十年不受約束的全球化已經“掏空了美國的工業基礎”,但美國仍是一個製造業強國,其在全球産出中所佔份額比日本、德國和韓國的總和還要大。在汽車、航空航天等關鍵行業,美國位居全球領先地位,總體上是第二大製造業經濟體。

  “哪寫着美國不能再次在製造業領先世界?”美國總統拜登在去年的國情咨文中問道。據美國《國會山報》報道,如今,民主黨和共和黨幾乎在所有事上都存在分歧,但重振製造業是個罕見的“和諧領域”,尤其在涉及美中“戰略競爭”方面。但該報分析稱:“不幸的是,這種對製造業的癡迷是錯誤的。”美國正向半導體和綠色能源等特定製造業領域提供鉅額補貼,這已凝聚成一種新的“技術民族主義”,其政治吸引力日益增強,但也將帶來“高昂的代價”。支持效率低下部門所帶來的壓力和成本將由美國家庭和企業承擔。

  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章玉貴看來,製造業作為一個體系,需要基礎設施、研發投入、産業配套、適配性勞動力持續供給以及供應鏈和貿易價值鏈的全球化網絡支持,一旦出現斷檔,要想填補缺口並不容易。此外,美國要重振製造業,必須摒棄“零和博弈”思維,不應繼續人為構築“小院高墻”。否則,即便吸引了部分先進製造業回到美國,也是無法“把根留住”的短視之舉。 

【糾錯】 【責任編輯:王金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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