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背着幾百萬的“債”，歷史學家孫曉反而比以前輕鬆了。
“不像前幾次的壓力，前幾次就是絕望。這一次，我想書肯定能出完了。真解決不了，説實話砸鍋賣鐵我能把它出完。”
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他説話聲音很小，要靠近才能聽清，心臟剛裝支架不允許他像以前那樣着急、熬夜了。
對面，擺滿一整面墻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就是這筆“債”的源頭。為了讓它們面世，300多位史學家努力了31年。
二十四史上起傳説時代的黃帝，下迄明朝滅亡，成書過程跨越近2000年，是世界上唯一載錄綿延數千年的正史。秦始皇巡游的輿駕，諸葛亮五丈原的秋風，唐風宋韻的氣象萬千，3700多萬字見證的是一個古老文明的延續。
但200多年來，只有《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部有舊注，其餘20部都沒有註釋，文辭深奧，又多有訛脫，後世讀者難於理解。
史料規模的浩繁、涉及領域的龐雜，為後二十史作注，成了乾嘉大師們也望而卻步的時空汪洋。
31年前，當幾位年輕人提出為二十四史全部寫下註釋，希望讓這套史書“能夠為更多公眾讀懂”，“完成它該有的‘現代化’形式”，大家振奮極了。同仁的來信如雪片飛來，有人説這是“文化界的三峽工程”，也有人勸他們，不要搞了，太難，弄不成的。
誰也沒有想到會做這麼久。開創、收穫，和顛簸、艱難、不被理解的孤獨，都是未曾有過的。項目幾次瀕臨絕境，24位主編、顧問去世，他們大多沒能看到自己的作品面世。
沒有一個團隊解散。每個人都清楚，這是“耗時、費力、科研評價不高”的工作，他們默認，自己的名字不會醒目地印在封面上。就像他們註釋的史書，從來不只是英雄的獨白，更有無數普通人的合唱。
“做這樣一件事，是一個史學工作者對自己的使命的理解。”作為執行總編纂的孫曉説。
年輕人老了，老師去世，老師的學生也快要退休，只有二十四史變得年輕——因為他們的努力，許多人可以第一次不那麼費力，和千年前對話。
現在，合唱終於迎來尾聲。273冊18部史書已經出版，還有6部300余冊編纂完成，有望在年底或明年全部面世。而某種程度上，這項工作之所以偉大，並非因為它最終的完成，而是有人敢於直視那片汪洋，然後揚帆駛入其中。
“我就幹這一件事”
北京建國門的社科院宿舍，樓前有片楊樹林，人並不很多。1993年，“記不清夏天還是春天了”，陽光從葉隙穿過，影影綽綽，剛評上副研究員的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現古代史研究所）的年輕學人孫曉問他的同事賴長揚，我們能不能出這樣一套書？
“歷代學人對二十四史的研究極其豐富，但與原作分離。要能出一套書，以二十四史註釋的方式，把研究成果和文本結合到一起，應該是很有意義的工作。”孫曉説。
二十四史自1739年被欽定為正史以來，經歷了三次大規模整理：第一次是乾隆年間由朝廷欽定諸本，形成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第二次是20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奔走於“中華文化存亡絕續之交”，組織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三次是20世紀50年代由毛澤東主席倡發，成果是中華書局的標點本二十四史。三次側重各有不同，分別是版本、校勘和標點。
能不能再往前一步，加上註釋？
賴長揚聽完非常興奮，他治史學史，理解更深，覺得這是完成古代正史現代化形式的大事。晚上回去，兩人在唯一一台286電腦上敲下了計劃。
很快，他們找到古代史研究所的前輩吳樹平。上世紀60年代，剛從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畢業的吳樹平，進入中華書局參與了點校二十四史的工作。這個當時的四大文史工程之一，由國家撥款支持，參與者名家濟濟，即便如此，還是做了20年。
吳樹平深知校注的艱辛。何況中華書局只做標點和校勘，孫曉他們還希望加上註釋。他勸兩人，不要搞了，“沒有支撐、沒有國家的力量來推動，太難了”。
賴長揚的回答，吳樹平現在還記得：“他説我這一輩子可以什麼都不幹，我就幹這一件事，有職稱就有職稱，沒職稱就沒職稱，有工資就有工資，沒工資就沒有工資，我就幹這一件事。”
回想起來，孫曉説，那時候真年輕。“年輕有一個好處，不知道害怕。年輕就是無所畏懼。”
他當時預計，五六年能把它做完，再不濟，10年怎麼也成了，然後他還有下一個計劃、下下個計劃。
科研經費、出版津貼是後來的事，那時的項目都要自己找飯吃。賴長揚、孫曉找了幾家出版單位，對方都有顧慮，直到經人介紹認識了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王石。
王石記得，兩人特別着急，他們説，國內各史都有相當權威的史學大家，只是年事已高，如果不抓緊立項，就來不及了。
他被迫切的心情感染，“腦袋一熱就決定做這件事”。“我們覺得這是多麼好的事，心裏很喜悅。”
不同於以往由文獻學家作注，這一次，他們希望“史家注史”。孫曉解釋：“與文獻學者關注字詞正音與釋義不同，歷史學者更關注史實的正誤與疏通、史料的增益與訂補。”
1994年，開筆典禮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來賀函，著名歷史學家張政烺擔任總編纂。他們手裏所有的啟動資金，是王石從一位企業家手裏“化緣”來的84萬元。
這些錢怎麼支撐那麼大的工程？後續保障從哪來？誰也沒想那麼多。
“特別自信，來源於對中國社會的一個信心，覺得會有人站出來，覺得會有人跟我們一起做。”王石説。
“為文化化緣”
樂觀很快就被打破了。項目啟動三年，經費開始出現問題，不得不暫停下來。一位企業家又提供了幾十萬資金，但對龐大的項目而言，杯水車薪。
今注本《宋書》團隊整齊，推進很快，三年便完成初稿。編委會審讀後退了回來，要求進一步修改，然後是第二次、第三次。“好像沒完沒了。”主編朱紹侯回憶，“三年之後似乎一切都陷入了可怕的沉寂停滯之中，猶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
編委會每隔一段時間會刊發工作通訊，從項目伊始各界的厚望期許，到編纂體例的修訂探討。2002年，通訊突然暫停。
一年後，中華文化促進會召開理事會議，王石匯報今注本編纂工作。門外飄着雪，説到開筆10年，多位主編去世，編纂工作因經費缺乏陷入困頓，他當着200多人的面失聲痛哭。“覺得太難了，太難了！”
轉機出現在2005年。《今注本二十四史》項目列入“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這年6月，編委會與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正式簽署出版協議，巴蜀書社擬出資3000萬元負責出版發行。可好景不長，這場合作很快遭遇資金上的困難，項目又陷入停頓。
工作通訊裏寫道：“資金上的寒酸情形與工程規模、意義之間形成強烈反差。”最難的時候，他們開不起一次主編會議。從2005年到2017年，今注本《隋書》主編之一、天津師範大學教授張玉興只收到過1000元經費。
2006年，朱紹侯80歲生日，孫曉代表編委會去探望。老先生一個人住，自己踽踽爬樓梯，“很孤獨的一個影子”。他問孫曉，此生還能不能看到這套書出版？孫曉答應他，“一定把它弄出來”。等到90歲生日，書還沒有出，孫曉不敢去了。“心裏多難受啊。”
劉艷強在這段時間進入編輯部，她沒聽孫曉、賴長揚訴過苦。賴長揚負責聯絡作者，隔一段時間便去拜訪，懇請大家不要把稿子放下。孫曉除編纂業務外，還負責找經費。
老電影《武訓傳》裏，武訓沿街乞討任人踢，一捶兩個錢、一腳三個錢，把錢攢起來辦學堂。孫曉説，讀書人也是這樣，自己不能生錢，只能伸手要，跟“要飯”一個樣，要一點錢，再去做有意義的事。
他沒少做“伸手要飯”的事。遇到一點可能，就厚下臉皮寫一封信，31年，信寫了100多封，收信人還有和尚。“化緣化到和尚那。我説你是為信仰化緣，我是為文化化緣。”
王石想不通，“為什麼這麼好的一件事沒有人支持？”他記不清跟主編們道過多少次歉。“俗話説，癩蛤蟆墊床腳，全憑一股氣。每到束手無策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是一隻蛤蟆，必須拼命地鼓着。”
他跟賴長揚和孫曉説，要不然起訴我吧，也許可以引起社會同情，會有人站出來，支持這個工作繼續下去。
但自始至終，沒有一個人催過稿費。現在回想起來，孫曉都覺得不可思議，沒有錢，不知道能不能出，所有的編纂隊伍都沒有散，編輯部總能陸陸續續收到稿子，總有人在寫。
朱紹侯察覺到了經費不足，多年後他在一篇文章裏回憶：“這種情況一般作者並不清楚，又不能大肆宣揚，因為那樣就會散了人心，以致覆水難收。”即使因為不能依約支付稿酬，編輯部只得一次次退稿返工，他依然會按要求進行修改。
“就像君子之交，説好了，很默契，就這樣做下去，難也要做下去。”負責今注本編輯工作的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秦漢史研究室主任趙凱説。
2016年，藉&一次會議的機會，王石找到華僑城集團，鄭重談起這件事。對方被他們的苦心與堅韌打動，同意投資。“簡直不能形容有多激動！”大家奔走相告。
因為編委會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無法跟華僑城簽協議，作為執行總編纂的孫曉以個人名義簽了約。這意味着如果沒能如期完成，孫曉會被無限追訴。
壓力、擔心當然都是巨大的，但跟很多事相比，這似乎又不值一提。
他算過，一部書基本是兩代人。項目啟動時，今注本《隋書》由南開大學教授楊志玖負責，楊志玖於2002年去世，他的學生、天津師範大學教授馬俊民接棒。再後來，馬俊民於2011年去世，他的學生張玉興繼續。
一本《隋書》今注，已是三代學人。
“老師的教導就是求真”
一切都在一張書桌上進行。有的大一些，能擺下兩台電腦，有的很小，伸伸手就要碰灑同事的保溫杯，一些會擠在客廳的電視旁。一樣的是，所有人都能在這平米見方的地方，體會到什麼叫真正的“浩如煙海”。
《今注本二十四史》全書約1.4億字，其中註釋1億多字，是原著的3倍。人名、地名、職官、典故以及所有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社會生活中的典章制度、風物習俗及疑難字句，全部都要作注。
什麼概念呢？二十四史原著大約3700萬字，卷帙浩繁，年代久遠，多有謬誤。註釋者要在不同版本的原文間互校，一部史書可能有十多個版本，互校一遍，幾年就過去了。而進一步作註釋需要參考的材料，比如地方志、敦煌文獻、考古發現等，可以説難以計數。
接到《兩唐書》今注本的任務時，作為主編之一的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毛蕾“沒法去想這個數字”，直到後來，編輯部匯總發現任務已經過半，她才覺得“這件事情我們好像是能做完的”。
寫下一條十幾字的註釋，書桌前的人，可能跋涉過上萬字的材料。《北齊書》卷三《文襄帝紀》高澄給侯景書曰：“況聞負杖行歌，便以狼顧反噬。”“負杖行歌”之典來自何處，讓主編陳長琦費解，反復翻檢，甚至用電子文獻檢索也無果。後來，陳長琦找到西晉劉琨《答盧諶書》“國破家亡，親友雕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句，才發覺“負杖行歌”是“負杖行吟”的創新性化用。而“負杖行吟”又是“負杖”與“行吟”兩典的合用。“負杖”典出《禮記·檀弓下》：“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行吟”則出自《楚辭》卷七《漁夫》：“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説的是國家危亡之際，憂國者未獲理解。
這位鄭州大學特聘教授、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參與老師朱紹侯主編的《宋書》今注，又任《北齊書》《周書》今注主編。一開始，他估計《宋書》今注一年多即可做完，實際做了三年多。其間除了教學、行政工作，其他科研工作都停頓下來。
這也是很多人的狀態。
吳樹平曾主持撰寫《全注全譯史記》，20多位史學家參與。今注本《史記》以此為基礎修訂，可工作量依然巨大。原版本有註釋、譯文而無校勘，部分註釋非常短少。為提高效率，70多歲的吳樹平放下一切工作，一人承擔起修訂、補注和校勘的全部任務。
比A4還小的16開紙上，空隙處塞滿了紅色的黑色的小字。底稿寫不下，在旁邊貼紙條，還不夠，就在紙條上貼紙條。最多一頁貼了3000字。內容全是手寫，怕打字員打錯，每個字都一筆一畫。
一坐5年，增加的注文翻了三倍。《史記》原文50萬字，三家注150萬字，今注本《史記》600多萬字。編輯劉艷強收到手稿時嚇了一跳，那是座一米多高的“小山”。
這些小山，對抗的是時間的侵蝕，遺忘、誤讀，有意無意的曲筆和諱飾。
《漢書·文帝紀》記載過一則著名的“養老令”，漢文帝下詔書：“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
“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國家的財政收入是否能夠支撐這個政策，是值得懷疑的。歷來關於《漢書》的註釋，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讀者們也是熟視無睹。”趙凱參與了今注本《漢書》的註釋，他們發現，“養老令”可能多了一個“月”字，漢文帝的賞賜應該是一次性的舉措。
“這個問題看上去微不足道，實際上並不簡單，它涉及諸多歷史問題。比如對漢文帝的客觀評價，對漢代乃至中國古代養老制度的評介，對中國養老文化的研究等。”趙凱説，“如果沒有這個，大家看到的就是中國的養老倒退了多少年，看到以後，我們就覺得歷史其實是平緩發展的。”
“今注本《二十四史》要體現史家注史的特點，要反映史學界對二十四史研究、對歷史研究的新成果。這就要求注史者具有深厚的史學修養，對所注史書涉及的史實、對所注史書的相關研究成果有較為準確、全面的把握。而史學之難，在於其包羅萬象，史學成果汗牛充棟，真正能夠做到全面吸收史學研究成果，真正做出好的成果非常之難。”陳長琦説。
他記得，老師朱紹侯曾告誡他們，校勘不能草率，在遇到文句讀不通的地方，千萬不能“增字解經”、“改字解經”，千萬不能輕易下決斷。改動的地方一定是證據充分、能夠經得起檢驗的，否則寧可保留存疑。
“我們要把歷史真實的一面盡可能呈現。”張玉興説，“作為研究歷史者來説，從入門開始，我們的老師，老師的老師，對我們的教導就是求真。”
“什麼雜念都不要有”
相比一個理論，一篇論文，一本專著，這是一項幾乎沒有顯示度的工作。
“古籍整理做得很辛苦，最後你是替司馬遷、替班固、替古人來修修補補，而不能系統地體現你的思想和觀點。”今注本《後漢書》主編卜憲群説。
張玉興經常聽到一個問題，校勘不就是翻譯了一遍，有什麼學術含量在裏頭？“這是很外行的看法。古籍校書需要你有很深的積累，很吃功夫。”
但他也不得不承認，即使在歷史這個相對冷門的學科裏，古籍整理是更冷門的那一個。
“高校的學術評價主要看學術論文、學術專著，特別是權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權威出版社出版專著。校注屬於古籍整理，在學校的學術評價體系中，與編著、翻譯列入一類，屬於次要科研成果。如果時間耗在校注上，勢必影響論文、著作寫作。”陳長琦説。
擔任了15年古代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對這點感受很深，“古籍整理在目前的學科評價體系下面是吃虧的”。他解釋，“如果兩個人評職稱，只有一個指標，一人有專著，一人是古籍整理，有專著的人評上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相比於《史記》等這些別人已經整理過多次的古籍。所以能夠真正獻身於古籍整理的人，是最不容易的。”
一部幾十冊的今注本古籍整理，按照有的考核標準，折合的分數只相當於一篇核心期刊論文。而在一些單位，這項工作對評職稱“半點用都沒有”。
他們清楚，這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選擇，已經無關回報。
300多位歷史學家來自50多所高校、科研機構，都有教學和科研任務。時間是“擠”出來的，講完課或趕完一篇論文，孩子睡下的夜裏，還有寒暑假，“一點一點往前拱”。
“要心無旁騖，什麼雜念都不要有。你要想著評職稱，你要想著得稿費，你就幹不了了。”吳樹平説。
最遲清晨5點，他已經坐在書桌前，“除了吃飯睡覺以外基本上不離桌”，一個字一個字地過。古籍沒有標點，密密麻麻，毛蕾以前眼睛很好，後來不得不借助放大鏡。她用“坐牢”形容這些日子，太累了，偶爾出去休息一天是“假釋”。
他們在一個被大多數人遺忘的地方，抵抗遺忘。有人受到團隊的感召，“咬着牙硬着頭皮往前做”。有人是被編委會打動，“拒絕不是個事兒”。有人忘不了老師的囑託。
張玉興總想起老師馬俊民的交代：“他給我們説過很多次，這個工作要認真來做，也許若干年之後你寫的論文、你寫的書都沒有人看，但一定會有人來看正史。這是咱們文化的一個根。”
“特別是這些老先生，學歷史的人往往在60歲以後完成一個基本的學術積累，真正的黃金時光才開始，可以寫很多東西。可是他們把學術非常美好的時光義無反顧地交給了今注本的事業。”趙凱説。
陳長琦初稿完成後，寄給老師朱紹侯審閱，像當年給學生批改論文一樣，年過古稀的老師修改到標點。
為幫大家節省精力，《兩唐書》今注本主編、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際平，梳理相關墓誌中的人名，又把地理志上所有地名用現代地名標注，做成基礎資料供團隊使用。那時他已經80多歲。
“他就覺得，你們都是在職的，都有很多事，他就做這種能給我們用的根本沒有顯示度的最基礎的工作。”毛蕾去過楊際平家，先生沒有書房，所有校勘都是在一張孫輩不用的課桌上完成的。
沒有豪言壯語，只有日復一日的翻書、比對。不止一個人提到枯燥、瑣碎、挫敗和無聊。也不止一個人，提到快樂。
“這個工作上癮，往那一坐，好幾個小時就過去了。”趙凱説，“發現一條，哪怕一個字，都有成就感。也許在外行看來，這沒什麼大不了的，但就一個字，可以快樂上一個星期。”
校勘完《史記》，吳樹平大病一場，説着“不弄了不弄了”，又回到書桌旁。採訪前一天，他勘誤出一個字，他用很長時間仔細解釋探賾索隱的過程，“陶醉”，“自得其樂”，“又發現了新大陸”。
“從書齋走向大眾”
2020年，《今注本二十四史》首批7種，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之後兩年，第二批第三批共11種面世。
今注本《宋書》在第一批出版之列，主編朱紹侯非常高興，出版座談會那天晚上，90多歲的老先生破例喝了酒。
讓趙凱印象極深的，是座談會上朱紹侯發言的第一句話：“咱們書出版以後，要注意一項工作，就是收集不同意見，特別是反對意見！”
他鄭重地拜託大家，做好追蹤工作，為將來的修訂做好準備。
“古籍整理，如同秋風掃落葉，隨掃隨落，難以畫上句號，錯訛之處不可能一下子掃除乾淨。”孫曉説，對於《今注本二十四史》這種內容複雜且成於眾手的作品來説，更不可能一步到位。
“怕有錯誤，我就不敢出了，如果那樣它永遠出不來。”趙凱記得朱紹侯一直説，不要怕出錯。
孫曉擔任今注本《漢書》主編，書剛拿到就開始着手勘誤。趙凱把書帶上課堂，讓學生們“挑錯”。
“任何一部書要成為精品，都要經過不斷打磨。”孫曉希望，這套書的修訂能得到制度保證。“有一個地方，有固定的經費，能長期修訂下去。可能以後沒我們的名字了，再修訂可能我不參加了，但這本書流傳下去了。”為了這件事，他又開始寫信。
有人擔心，工作這樣艱難，還會不會有後來者？“中華文明幾千年傳承下來，每個時代都有優秀的人站出來，為傳承做自己的貢獻。”卜憲群認為，“《史記》剛出來也是藏之名山，後來逐漸流傳，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所以，要堅信自己所做的事業有光明的前景，不能悲觀，不能悲觀。”
的確有些事，帶來了慰藉和信心。第一批書出來不久，有人告訴趙凱，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發布的2022年度中文圖書借閱排行中，今注本《史記》年度第六，一起進入前十的，還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武俠小説。
他們沒做任何推薦，這麼多年輕人自發去讀這樣一本史書，趙凱很驚訝，轉念又覺得，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
項目啟動之初，他們就將目標讀者定為兩類，研究者和“中等文化以上”的普通讀者。他們希望降低閱讀門檻，讓二十四史“從書齋走向大眾”。
王石覺得，這是千百年來第一次向大眾提供了一種可能：只要你接受過或相當於大學文科教育，只要你有意願，只要你靜心存念，你就能夠成為它的讀者，你就能夠讀懂二十四史。
校勘時，趙凱專門請年輕的研究生來“把關”，把不懂的地方標出來，專家們再由此調整校勘的尺度。“就是怕忘了初心。”
“為人民做學問，不要老覺得我理解這個事就夠了。我們在做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地往復來回換位思考，大家懂才是真的懂。”他説。
這看上去像在自討苦吃，面向廣大讀者，意味着更大的註釋量、專業與普及的不斷拉扯、異常複雜的統稿……為什麼這樣希望大家讀史？
“二十四史是歷史研究的基石。”吳樹平覺得，理解二十四史的人和事，能更好理解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對中國的前途會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
他記得，編纂中華書局版二十四史最難的日子裏，淹通文史的魏晉南北朝大家王仲犖告訴他，“咱們都是搞歷史的，搞歷史的就應該看清一點，歷史就像泉水，不管石頭怎麼阻擋，它最後總要往前流的”。
“溫情與敬意”
又斷了。
2022年，與華僑城的合作再次遭遇資金上的困難。孫曉把單位分的一套房抵押出去，借錢發了編輯部的工資。
劉艷強從沒問過孫曉怎麼辦，“對這個項目能不能做完，我們好像一直沒有懷疑過”。編輯們手裏的工作一刻沒有停。
餘下的都是大部頭。未出版的《明史》《宋史》《兩唐書》等6部今注本的體量，超過已出版的18部的總和。
“實在不行我把房子賣了，把書出齊，這個也沒什麼。”説起這件事，孫曉用的是一種再平常不過的語氣。
王石打算借錢，不能以文化促進會的名義，就以他個人名義借。對於最後的出版，他們都沒什麼擔心。稿費的大頭已經發了，難過、壓力、苦澀的艱辛，都扛過去了。
“我常想，理想是個很奇妙的東西。它可能很孤獨，很空洞，很乏力，甚至很可笑；也可能很強大，很有力量，甚至很現實。”王石説。
直到做完，毛蕾才敢回頭看看到底走了多遠。“我也不知道當時那個人怎麼敢想去做這麼一件捅破天的事。”
寫的時候她就在想，《兩唐書》今注本出版以後，她要一本一本摞起來，跟它們合個影。大家算了算説，估計比你一個人還高呢。
這些年，她越來越覺得，學歷史的人好像時間尺度跟許多人不一樣。“事情是很漫長的過程，一下兩下，不能夠決定什麼，有的時候蓋棺都論不了定。很多事情是用時間堆起來的，用幾代人的生命堆起來的。”
被問過很多次，為什麼堅持下來，王石總想起錢穆的一句話。這位國學大師希望國人樹立一種信念，“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溫情與敬意’，這五個字説得多麼好！我想這也是‘今注本’所有編纂者、出資人、組織者、參與者所共同的內在動力。”
只是，相比於漫長的歷史，人的一生太過短暫。
第一批書出版沒多久，孫曉在出差路上突然暈倒，電擊，搶救，心臟裝了一個支架。醫生建議他，什麼都不要幹了，他不聽。
“我覺得自己的生命太短。”頭髮已經花白，延退的日子就要臨近，可他還有很多事想做，比如倒寫一本小説，從未來一直寫到古代。他總跟學生説，做學問要有勇氣。
項目啟動時，毛蕾還在讀書，今年夏天，《兩唐書》今注本近2000萬字終於全部交稿，她已經退休。
2017年項目重啟不久，主編楊際平患病，要打靶向藥治療。用藥那天必須休息，但一過，他便“滿血復活地去工作了”。毛蕾回過頭想，“他好像有一種非常強大的意念，就是他要讓這件事情做完”。交稿後不久，今年8月，楊際平去世，沒有等到《兩唐書》今注本出版。
馬俊民走得突然，沒留下什麼交代，張玉興記得老師説過一句話：“在我退休之前，甚至在我有生之年，能為後人留下一部整理過的正史，這是一個功德無量的事。”
2020年今注本《隋書》出版，張玉興帶着書去給老師掃墓。“給他念叨念叨，這個書出了。”書太珍貴，他沒舍得燒。
作為發起人和執行總編纂，賴長揚沒能看到任何一本書出版。2017年華僑城投資剛剛敲定，他查出患癌。為重啟召開的大會上，賴長揚準備了一篇發言稿，是夜裏因為病痛難以安睡，披衣伏案而就的，名字叫《社會的歷史文化責任和歷史學家的職業擔當》。
他寫道：“中國的史學家，至少從司馬遷開始，就是一群有歷史自覺和職業擔當的志士仁人！他們宣稱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們立志要為實錄、直書而捨生忘死。從唐朝的劉知幾到清朝的章學誠，先後對史學家提出‘德、才、學、識’的比較全面的要求，這是世界上為數不多對史學家的職業素養要求。今天在這裡，我要大膽地在這四個字的基礎上加一個‘情’字……雖然在我一個人的生命史中，她（《今注本二十四史》）佔據了我幾乎半生的時間，但我覺得這是值得的！能夠用自己的生命為社會、為民族、為我熱愛的歷史學做出貢獻，這是太幸福的事情。”
他沒能親口朗讀，大會開幕前10天，賴長揚去世。
即使患病期間，劉艷強也沒見過他的頹廢。“他其實有很多遺憾和不捨，但是他又很看淡這件事。”她説，“從歷史上你能看到太多人的生生死死，一個人的傳，長的幾百字上千字，短的可能幾十個字，這還是能進入正史的那些人，有多少人只是一個數字。”
劉艷強覺得，這些人，做這樣一件事，“並不是説要在百年以後留名”，而是，“我活着，我要做點有意義的事”。
沒有擔任任何一部史書的主編，這位“永遠有一身很乾淨很漂亮的衣服”的歷史學家，最後留下的，是一部充滿浪漫色彩的自選集，名字取自他懷戀一生的故鄉嘉陵江。
去世前一個月，賴長揚完成了自選集的題記，他寫道：“歷史文化的研究是人文學科，應該充盈着人的氣息，那就是其作品應當展現出作者的人格、性情和志趣，骨子裏應貫注着堅韌、執着、求真的科學理念，而又外揚着勃發的生命氣息。這是我的追求。”(記者徐歐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