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上的“女子考古隊”-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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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12/13 10:09:06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雪域高原上的“女子考古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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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最高荒野”上,她們挖掘交往交流交融的密碼,追尋“萬里同風”的歷史印記

  雪域高原上的“女子考古隊”

  “抓緊時間”“再咬咬牙”“多堅持一下”,幾句話是何偉在工地的口頭禪,也是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高原女子考古隊”的精神特質。

  一個客觀現實是,考古室作為西藏目前唯一有考古發掘資質的單位,僅有在編人員10人,其中女性隊員7人,除“隊長”何偉一個“80後”外,其餘都是“90後”姑娘。

  而她們所要面對的,是12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大地,是時刻與冬季賽跑的緊迫時間,是海拔動輒4000米以上的稀薄氧氣,是最靠近太陽的光照,是最刺骨的寒風,是跨度上萬年卻尚不為人們所知的西藏發展與中華民族交融歷史。

  她們用竹籤和小鏟,剔砂石,掃塵土,在世界最高的荒野上,挖掘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密碼,用尚帶泥土的陶與鐵、石與骨,追溯這片土地自古以來“萬里同風”的歷史印記。

  在寒風與烈日間發掘

  11月19日,忙完手頭積壓的數個文物保護影響評估報告,何偉掐着秋天的尾巴,趕到位於阿里札達縣的波林工地。西藏有句老話,説“遠在阿里”,而札達縣又在阿里最偏遠的角落。這裡靠近邊境線,海拔4300米以上,是難見人煙的荒涼曠野。當地在基礎設施建設中偶然挖出一處墓地,只得馬上停工,&&文研所做搶救性發掘。

  “本來11月末阿里的考古發掘都該暫停,我這次來打算做初步勘測,為明年發掘做準備,可到現場後了解到,施工方工期緊迫,加上今年阿里天氣比較暖和,初步判斷墓地規模不大,我就心想,咬咬牙弄完算了。”何偉“僥倖”地想。

  然而隨着工地開挖,墓葬顯露出它複雜的真實面貌,何偉的“僥倖心”落了空,發掘時間只能延長。而所謂的天氣暖和,只是相比往年而言,入冬的阿里再次展現出它的實力——“上午沒太陽,冷;下午太陽出來,但是兩點準時颳風,更冷。”

  發掘剛開始時是集體作業,經過培訓的民工們會用鐵鍬、鋤頭幫忙清理表土,但發掘一旦進入文化層,就只能靠專業考古隊員下場,用竹籤、小鏟和刷子施展“雕工”,一點一點把破碎的文物、堆疊的屍骨從層層疊疊的土層裏“摳”出來。

  “考古不是只把埋在地裏的東西挖出來了事。文物的價值不僅在其本身,它們在土層裏的形狀、位置、狀態,都包含了歷史留下的信息。考古發掘的意義,就是盡最大可能去發現和保留這些信息,還原千萬年前這片土地的風貌和變遷。”何偉説,這需要細緻的手頭功夫,往往要戴着薄手套甚至裸着手,蹲坐在工地裏三四個小時,才能完成一小塊遺址的清理。

  “高海拔空氣稀薄,風其實説不上大,但缺氧會放大痛覺,風只要碰到裸露皮膚,就跟刀刻一樣。”夜裏回到住處,何偉指頭關節都變了色,但還要繼續“咬咬牙”,把當日發掘的文物分類歸檔,到凌晨才算完成一整天的工作。

  因為工地離附近村落實在太遠,何偉找施工方要了一間活動板房住,“根本擋不住風,風找着縫從四面八方鑽進來,沒有辦法,只能在房間裏再支一個帳篷禦寒,才能勉強睡着。”

  刺骨冷風和稀薄空氣,只是高原考古的眾多挑戰之一。12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闊西藏,為考古隊員們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極致經歷”。

  有烈日和塵土——同在阿里的桑達隆果工地,發掘時正值盛夏,因為工地就在國道旁邊,大車駛過,塵土飛揚,伴隨着烈日和大風,土溝裏作業的隊員們武裝到只露出一雙眼睛,夜裏下工回來,衣服上落滿灰塵,“人和土一個顏色,互相之間是誰都認不出來。”

  有寂寞與喧囂——在日喀則的拉托唐果遺址,由於附近村落整村搬遷,何偉只能借住在遺留的老村委會裏。“村委會被附近牧民用來關牲口,我們入住就把牲口趕到院子裏,臭不臭還好説,就是那個驢特別吵,不知道它在想什麼,從白天叫到半夜。”高原空曠,驢叫聲劃破夜空,群山迴響,伴隨着隊員度過一個個夜晚。

  有高崖與深谷——在日喀則的吉隆石窟,石窟高懸在落差500米以上的峭壁上,僅有一條30厘米寬、時有時無的小路通往,一側就是萬丈深淵。在村幹部又拖又拽的竭力幫助下,隊員們好不容易才走上去。調查完後要下山來,何偉回憶,“我往下一看,實在腿軟,坐在洞窟口,説我不想下去了,村幹部聽到也哭喪着臉,説我們也不想你下去。”

  “總而言之,我們就是在最偏的地方挖最老的土。”考古隊成員、藏族女孩擁措這樣總結工地體驗,這一説法得到大多數隊員認同。

  雖然嘴上常説工地苦,但隊員們的選擇與堅守,用行動又構成另外一種回答。

  藏族隊員旦增白雲2016年從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碩士畢業,回拉薩時,先找了一份金融企業的白領工作,“無論是待遇還是舒適程度,都一定要好過現在,但那時我始終感到一種空虛,我覺得自己應該和家鄉的土地産生更多關聯。”

  於是工作3年後,白雲辭去工作,考進考古室,得償所願,風吹日曬,日夜挖土。

  “你現在流的汗,都是當時辭職時腦子裏進的水。”隊友們常拿這個故事和白雲開玩笑。站在土坑邊,只露出一雙眼睛的白雲,無言以對。

  “但實際上,我從來沒有後悔過。”白雲後來説。想到自己挖出的每件物品,都會改變人們對西藏曆史的看法,她覺得自己的生命被放大了,“我是自己家鄉歷史的第一個見證者,這種感覺,只有考古能帶來。”

  隊員譚韻瑤2018年吉林大學考古學畢業後進入考古室。這個家鄉在廣東佛山的女孩,對高原工地有另一種“向上”的看法。

  “因為有些樣品得在深夜才能採集,於是看星星成為我們工地的固定項目。阿里也許是世界上最適合仰望星空的地方,可能因為離天空更近吧,夜裏的銀河特別璀璨,無法形容的璀璨。”在等待相機曝光的幾十秒時間裏,譚韻瑤常常會想,幾萬年前,甚至十幾萬年前,自己發掘的那些物件的使用者,曾經生活在這裡的人,是否也和自己注視過同一顆星星呢?

  土地,和土地之下的歷史;夜風,和夜風之上的星空——它們一道,構成屬於高原工地的獨特浪漫。

  “成團”的偶然與必然

  為什麼要在條件最艱苦的雪域高原成立一支“女子考古隊”?

  “其實所謂的‘高原女子考古隊’,只是對我們考古研究室裏7名女隊員的一個‘昵稱’,而非正式編制。在我們的自我認知裏,我們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唯一的共同點,只是恰好都在西藏,恰好都是女性罷了。”何偉回憶,這支如今名氣日盛、成果頗豐的隊伍的形成,純屬“一個偶然”。

  2006年西藏文研所成立,西藏本土考古學才真正起步。2015年後的陸續幾年裏,考進考古室的都是女生,不知不覺,女性成員數目就過半了。如今,考古室在編人員10人,其中7人是女性。

  2019年的8月到11月,考古隊在阿里發掘桑達隆果和格布賽魯兩個墓地遺址,由於兩地距離不遠,隊裏當時6名女隊員在3個月裏同吃同住同工作。兩個工地相繼發現重要考古成果,也引來媒體關注。當媒體的鏡頭對準這6位女隊員後,“高原女子考古隊”的稱號也逐漸被大眾所知。

  最終,桑達隆果墓地的發掘成果被評為“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西藏“高原女子考古隊”先後獲評“西藏自治區三八紅旗集體”稱號、“全國三八紅旗集體”稱號,更在今年獲評“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集體”稱號,成為西藏考古的一張閃亮名片。

  雖然説“成團出於偶然”,但回過頭看,這支女子考古隊並非橫空出世,桑達隆果等考古成果也不是偶然發現。女隊員們的成長成熟,西藏考古的跨越式發展,有其必然。

  “高原女子考古隊”的“成果爆發”,其實是兩代西藏考古人接力的結果。“長期以來,西藏發展的重點都放在經濟建設和基礎設施完善上,考古很長一段時間缺乏關注。直到2000年前後,在李輝林、夏格旺堆等一批本地考古人的奔走努力下,考古業務才從西藏博物館裏剝離出來,2006年成立了獨立的文物研究所,加上陜西考古院和四川大學等單位的幫助,西藏考古才從無到有,一步一步取得桑達隆果這種級別的發現。”何偉説。

  直到近兩年,考古室在編人員才到10人,而這10人要管理西藏12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所有考古相關工作,“巨大的工作量面前,每一位考古隊員都必須獨當一面才可以。”何偉説,正是因為“肩負重任,退無可退”,女隊員們不得不快速成長。

  雖然大多數隊員並不愛談論“女性考古”之類的話題,但身處野外,身處一個大多由男性民工構成的環境中,身處一個一年中有近二分之一時間出差在外的行業裏,性別依然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

  擁措2017年進入考古隊,是何偉之後最早一批入隊的隊員,也因此與何偉相處時間最長,兩人亦師亦友,“我剛進來時,其實對工作的意義、對人生的規劃都很迷茫,是何偉姐用自己的言行,用自己的人生軌跡 啟發了我。”

  在幾位“90後”女考古隊員心中,何偉就是“高原女性考古人的理想聖體”。“她熱愛考古;她的精力似乎永遠充沛;她在工地上雄赳赳氣昂昂,敢和男民工吵架;她的愛人完全支持她的事業;她無論工作多忙,只要工地有信號,每晚都會和女兒視頻聊天很久……雖然考古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崗位,但她就是能把工作和家庭都顧好。”擁措略帶崇拜地説,何偉姐以身作則,給女隊員們立起一個“可以通往”的榜樣。

  雖然被後輩們高度評價,何偉的反應卻很淡然:“雖然我們不把性別當藉口,但考慮到考古行業的實際狀況,它是始終要面對的問題。我自己的感觸,一方面工作上要自強,野外畢竟不是城市,不‘潑辣’一點,很多突發狀況會‘鎮不住’;另一方面生活中要灑脫,不能把自己帶入‘自怨自艾’。生活的形式有很多種,考古工作長年在外無法避免,我們要先學會接受它,然後在這個共識下嘗試解決問題。”

  採訪中,何偉女兒的視頻電話打來。何偉不好意思地笑笑,和電話那頭女兒説明情況,也沒挂電話,就把手機開着放在桌子一角,母女倆默契地“無聲”連接着,採訪繼續。“何況陪伴也有很多種方式,現在科技這麼發達,我們作為新一代的女性知識分子,應該給出自己的解。”

  在何偉的帶領下,女隊員們目標一致,朝夕相處,不僅工作中是同事,生活中也成了好友,為略顯枯燥的工地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

  白雲説:“有時候我挖出來一個器型獨特,或者特別完整的陶罐,大家都會圍上來拍拍摸摸,説也要沾點好運氣。”

  擁措説:“剛工作時,野外上廁所比較怕羞,何偉姐專門用鐵皮給我修了個廁所。第二年開春再去工地,發現廁所不見了,當地人説,這年冬天阿里刮8級大風,不僅把廁所吹飛了,連坑都吹平了,可惜了我的廁所!”

  譚韻瑤説:“我的工地大多比較遠,很多時候得住山上,每次擁措經過我的工地,都會從縣城給我帶一杯奶茶,還帶一大包零食。我會從山坡上衝下來,用力抱住她,説‘擁措你又救了我的命’。”

  相處日久,隊員也處成了閨蜜。“有時候好不容易回到城裏,換上美美的衣服,和閨蜜們聚會,她們説演唱會,説偶像劇,我都聽不太懂了。到後來,即使回城裏,還是我們幾個同事聚在一塊,聊的還是陶片和骨頭,哎!”擁措先嘆了口氣,然後又笑了。

  高原厚土下的民族交融密碼

  西藏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從吐蕃王朝開始。公元7世紀,當時的藏王松讚幹布命令大臣吞彌·桑布扎參考梵文,創制了藏文字體系,這一定意義上構成了西藏曆史研究的時間“上限”。

  “但是西藏的歷史要遠遠早於吐蕃王朝,那麼在藏文創制之前的漫長時光裏,西藏的歷史是什麼樣呢?”這個疑惑,縈繞在文研所的每個人心中,成為考古隊的“元問題”。

  “前藏文時代的西藏曆史,常常和神話傳説混雜在一起。比如獼猴變人傳説,大意是藏族的祖先是一隻由觀世音菩薩點化的獼猴。這種説法雖然浪漫,但顯然不能作為歷史資料看待。”白雲説。

  “上一代西藏考古人建立了西藏文研所,解決了西藏考古‘有沒有’的問題。如何把西藏曆史納入中華民族歷史的一體化敘事中來,成為我們這一代西藏考古人的時代使命。”何偉説,“如果吐蕃前的西藏曆史沒有文字記載,我們就親手把它‘挖’出來。”

  被評為2020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桑達隆果墓地,就是考古隊向補全西藏曆史空白所交出的答卷之一。

  “我們從2017年開始發掘桑達隆果遺址。這是一個距今2000年,延續使用了1000多年的墓地,歷史的沉積累加,為遺址保留了極為豐富的墓葬、隨葬品,還有岩畫、石器、鐵器、青銅器、陶器等物件。”何偉説,開挖7年來,經歷無數個烈日與寒風的日夜,考古隊在桑達隆果清理出48座墓葬,出土2000余套文物,為了解早期金屬時代到吐蕃王朝建立前,藏西北地區的文明起源、政治形態、族群交流等歷史情況,打開了一扇窗。

  傳説中,這一區域還是古代象雄文化的活動範圍,“象雄在各種文獻上留下了只言片語,過去傳説成分是大於實證資料的,但在桑達隆果的發掘中,我們也發現了象雄存在與對外交往的一些文物證據,為未來勾勒象雄文化的真實形態提供了‘站得住腳’的依據。”何偉補充説。

  “西藏的考古學起步晚,但是也因此為我們留下了廣闊的開拓空間。”擁措掰着指頭數,從桑達隆果墓地到格布塞魯墓地,再到皮央東嘎墓地、瑪朗墓地、多瓦墓地、覺墨林墓地、宗朵墓地、色布墓地、吉讓墓地……近5年來,考古隊對阿里地區的深入考古發掘,為探索該地區族群起源和史前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支撐。

  “比如我們在這一地區發掘出的具紐鏡,與中原地區具紐鏡的風格完全一致,顯然是受到中原地區同期的漢晉文化影響,甚至就是從中原地區流傳而來。這就證明在吐蕃王朝之前,距離中原腹地兩三千公里之外的高原西部一角,就已經和中原産生了文化交流。”何偉説。

  擁措則從人類學考古的角度,給出了另一種論證:“通過當地發掘的人骨的基因檢測可以證明,在10萬年前,最早一批遷徙到藏西的先民中,有來自中原的,有來自南亞的,有來自新疆的——可以説,藏西先民的血緣和文化,在最初就具有多元特徵。”

  一件又一件考古發現,為證明西藏自古多元一體、萬里同風,證明西藏文化自古都在與內地文化的互動交流中成長,提供了越來越多證據。考古,用無聲卻又無法辯駁的證據,為鑄牢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獨特貢獻。

  這種親手填補歷史空白的信念,溯源民族交融印記的成就感,正是支撐這個被隊員們戲稱為“全中國最苦的考古所”,能夠十年如一日在世界最高荒野中“苦中作樂”的初心所在。

  2022年,西藏博物館新館開館,白雲特地去參觀。找啊找,在西藏史前時期專題展館裏,白雲一眼認出了自己當年親手從土地裏捧出的陶器。它並不起眼地擺在聚光燈下,與其他展品一道,共同訴説着西藏璀璨文化的來時路。

  她站在玻璃前看了好久,一種奇妙的連接感翻涌上來,“這一刻,這些年曬的太陽吹的風,全都值了。”(記者陳琰澤)

【糾錯】 【責任編輯: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