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進出口總值來排名，中國外貿的十強城市，大多數來自東部沿海地區。沿海，意味着更靠近國際市場，也意味着能夠更快速地察覺潮水的流向，更切身地感知外貿的冷暖。
上海與深圳，歷來是中國外貿城市中兩顆最耀眼的明珠，一顆落在黃浦江邊，一顆綴於深圳灣上，在“外貿第一城”的競逐中相互促進，共同成長。最近，各大城市今年前4個月的外貿數據出爐。深圳進出口總值達1.41萬億元，並以0.02萬億元的微弱優勢領先於上海，在時隔近十年後重新贏得進出口總值第一的桂冠。
這一變化，不僅是兩座城市貿易主體的差異所致，也透露出在當前新形勢下，外貿方式的不同、外貿夥伴的構成都將直接影響進出口的表現。對於外貿城市而言，如何把握左右潮水流向的變量，是決定自身外貿韌性的關鍵所在。
深圳外貿再度躍升全國第一
劉憶楓是一個在深圳做外貿的上海人。2020年，他在機緣巧合之下來到深圳，進入跨境電商行業。幾年下來，整個行業的活躍與熱烈，從業者的靈活與敏捷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上海時，他做過行業調研，比較兩座城市的特點。他告訴記者，上海很多公司本身沒有跨境電商業務，是後期才去拓展的，而深圳自主創業專門做跨境電商的很多，“總體而言，深圳的氛圍更濃厚”。
跨境電商是外貿的一個新興形態，雖不能代表行業全貌，但劉憶楓的感受，正是深圳外貿行業欣欣向榮、突飛猛進的一個縮影。據深圳海關統計，今年前4個月，深圳累計進出口1.41萬億元，同比增長31.8%。其中，出口8933.2億元，增長33.9%；進口5172.6億元，增長28.4%。在外貿十強城市中，深圳的進出口總額和增速、出口額和增速，以及進口增速，均排名第一。
這也是深圳在2015年被上海趕超後，歷經近十年重回榜首。事實上，深圳外貿自今年起就保持着較高增速。海關數據顯示，今年前兩個月及一季度，深圳進出口分別為6751.8億元和1.02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45%與28.8%。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也是深圳十年來同期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
上海海關數據顯示，今年1～4月，上海實現外貿進出口總額1.39萬億元，較去年同期微增0.1%。其中，出口5530.7億元，下降0.4%；進口8359.7億元，增長0.4%。與進擊的深圳相比，上海的進出口總值雖然僅相差0.02萬億元，但增速卻顯示出明顯的疲態。
影響潮水流向的四個關鍵變量
對於容易受外部環境影響的外貿行業而言，潮起與潮落的背後往往有複雜的成因。記者多方採訪發現，深圳外貿今年前4個月實現對上海的趕超，也是多重內外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內部因素看，第一重變量是貿易的主體。“深圳的民營企業佔比超七成，而上海的進出口超過一半都來自外資企業，民營企業佔比不到三分之一。相比之下，上海作為外資企業的聚集地更容易受到近些年地緣格局、國際博弈的影響。”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副院長丁浩員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採訪時&&。
數據顯示，今年前4個月，深圳民營企業進出口1萬億元，增長高達48%，佔深圳進出口總值的71%；同期，深圳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3450.1億元，增長5.3%，比重為24.5%。與之相比，上海民營企業進出口4338.8億元，增長1.6%，佔進出口總值的比重為31.2%；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7958.4億元，下降1.8%，比重為57.3%。深圳民營企業進出口的大幅增長，為深圳進出口總額增長提供了最大的增量。
第二，貿易方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最近幾年，深圳跨境電商逐漸發展成為活躍的新興業態，是拉動深圳外貿增長的新引擎。去年全年，深圳跨境電商進出口額達3265億元，同比增長74%；今年一季度，深圳跨境電商進出口額超1100億元，同比增長95%。“去年上海跨境電商進出口超2600億元，同比增長超42%，雖也表現不俗，但遠不如深圳亮眼。”丁浩員説。
嬰兒用品、園藝工具、兒童玩具、手工刺繡、電子設備配件……劉憶楓目前經營着4家亞馬遜店舖，售賣的品類多種多樣。他告訴記者，由於背靠製造業發達的珠三角，周邊有很多工廠，比貨和進貨都很方便。上海的跨境電商企業往往專攻某一類的産品，品類比較簡單。同時，由於深圳做跨境電商的人特別多，大家對信息非常敏銳，“亞馬遜上有什麼新的動向，深圳獲取信息的速度和能力都比上海強”。
第三，是貿易夥伴的差異。深圳的前三大貿易夥伴為東盟、香港地區、美國，前4個月對東盟的進出口增幅高達47.1%。上海的前三大貿易夥伴依次為歐盟、東盟、美國，前4個月對歐盟和美國的進出口分別下降9.9%和3.2%。
近年來，隨着全球産業鏈的加速重構，以及地緣政治的影響，很多中國企業選擇到東盟投資。“東盟已經連續4年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相比上海，深圳與東盟之間的産業鏈、供應鏈融合程度更高。深圳通過對東盟的投資，帶動了中間品貿易的持續擴大，成為深圳進出口增長的重要動力。”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副所長王振向證券時報記者&&，民營企業是“出海”及對外投資的主力軍，深圳作為民營企業更發達的城市，增長勢頭自然就更猛。
以深圳的新能源汽車民企比亞迪為例，去年比亞迪宣布在巴西投資45億元設立由3座工廠組成的大型生産基地綜合體。對於汽車行業而言，許多國家都會對進口汽車徵收高額關稅。在巴西投資設廠，能夠降低當地關稅的影響，提升産品的競爭力。“不在當地投資設廠，可能一輛車都賣不過去。設廠以後，不僅能擴大以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為代表的中間品貿易，帶動供應鏈出海，還能進一步搶佔國際市場份額。”王振説。
最後一重變量，從外部環境來看，美國批發商和零售商已明顯開啟補庫周期，製造商庫存也在築底並有回升趨勢，復蘇的海外商品需求利好中國出口。丁浩員&&，上海外貿兼具進口和出口優勢，出口額長期位居全國第二，進口額多年位列榜首；深圳背靠珠三角，毗鄰香港，擁有規模龐大的製造業和眾多的民營企業，已連續31年成為出口第一大市。在這樣的背景下，深圳將更加受益於其在出口上的突出優勢。
外貿城市如何提升自身發展韌性
“其實十年前，深圳也經歷過外貿增速的下滑。當時，深圳進出口相當大的比重是由外商投資企業貢獻的。2014年左右，隨着一批電子信息及勞動密集型産業跨國公司的轉移，深圳外貿經歷了先下降而後再緩慢增長的過程。”王振&&。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外貿的潮水始終在流動，城市間的格局也在不斷重塑。翻閱眾多外貿城市歷年來的進出口數據，城市之間此消彼長的情況不時發生。這樣一場馬拉松式的比賽，考驗的不僅是城市長期發展的積累與後勁，還有快速適應環境變化的智慧與靈活性。深圳與上海的外貿發展格局變化，能夠為外貿城市提升自身韌性帶來怎樣的啟示？
“要以創新不斷培育外貿競爭的新優勢，堅持創新驅動發展，使更多優質産品成為外貿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支撐。”王振&&。數據顯示，前4個月，深圳出口機電産品6076.5億元，增長18.9%，佔出口總值的68%。其中，出口無人機、音視頻設備及零件分別為41.5億元和258.6億元，增速分別達42.1%和25.2%，勢頭迅猛。王振認為，只有創新研發具有競爭力的優質産品，才能滿足國際市場不斷變化的新需求，增強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王振進一步分析，創新不僅指技術創新，還包括商業模式創新。深圳近年來大力培育發展跨境電商新業態新模式，這一點值得其他城市借鑒。記者注意到，在“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鋰電子蓄電池、太陽能電池）綻放異彩的同時，深圳的“老三樣”（服裝、傢具、家電）也成功“翻紅”。數據顯示，今年前4個月，深圳出口勞動密集型産品1203.7億元，增長75.1%。其中，紡織服裝367億元，增長67.3%；傢具181.9億元，增長141.2%。王振&&，這除了有海外市場需求提升、歐美補庫存因素的影響外，跨境電商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效用。
深圳與佛山“老三樣”出口“一升一降”的對比，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佛山是老牌製造業大市及外貿強市，傳統産業佔比高，傢具、家電、陶瓷等産品的出口曾是其外貿的名片。但今年一季度，佛山傢具及其零件、陶瓷産品、燈具與照明裝置及其零件出口同比分別下降47.5%、51.6%與73.6%，全線“失速”。廣東社科院經濟學研究員丁力對此分析，當前國內部分勞動密集型産業正流向成本更低的國家，佛山傳統産業佔比大，抗擊風險的能力相對較弱。同時，佛山的許多工廠更擅長訂單生産，不掌握銷售渠道，在跨境電商異軍突起的背景下，傳統外貿模式更易遭受衝擊。
面對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持續優化外貿結構、不斷開拓多元化貿易市場也十分重要。“在對外貿易夥伴方面，上海對歐美的外貿依存度已有所降低，對東盟的進出口實現了由降轉增，對其他金磚國家的進出口則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丁浩員認為，東南亞市場近年來增長迅速，具有巨大潛力，非洲市場則因其人口紅利和經濟發展速度提供了新的增長點。未來，上海應乘“一帶一路”東風，努力抓住新興市場快速發展的機遇。
另外，王振強調各地應合理安排對外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係。“過去，很多城市閉口不談對外投資，生怕這會帶來産業轉移和空心化，影響下游最終産品的對外貿易。但近年來，對外投資其實對出口産生了一些促進效應，因為企業對外投資帶來的中間品貿易是拉動外貿增長的重要動力。”王振説，為進一步穩固“外貿第一城”的地位，深圳應打好外貿、外資、外包、外經、外智“五外聯動”組合拳，支持企業在海外布局創新中心、生産基地、倉儲基地、營銷網絡，擴大深圳優勢工業品、時尚消費品的全球市場佔有率，不斷增加全球市場“含深度”。（記者 周春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