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創作了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的英文小説《南京不哭》，今年12月，我應邀出席加拿大安大略省舉辦的紀念南京大屠殺80周年係列活動。我看到有這樣一群人正在努力讓世界知道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很感動。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行動起來，從自我做起，向世界講述真實的歷史。
為日本人辯護的演講促我書寫真相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同年我生于廣東，40年代末，我隨父母遷居臺灣，後考入美國加州理工大學，最後是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1995年4月15日的下午是個重要時刻，指引我從數學、物理研究走向文學創作之路。那天，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第九樓105室旁聽了一場討論會，內容大致是“日本民族在二戰為了護衛他們特有的文化，抵抗西方的文化侵略，受傷最重，所受苦難最多”。四個主講人，三個是美國白人，一個是日本人，我舉手抗議卻沒有得到回應。事後，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雜志發表了一篇關于廣島事件的長文，由討論會的一名主講人執筆，依舊是為日本人辯護。我寫了一封信去反駁，過了好幾個月才登出來，內容還被大幅刪減，只剩下可憐的半頁。
也就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對抗日戰爭那段歷史感興趣，發現在海外關于中國南京大屠殺的報道比較少。我在想為什麼自己不寫一篇，而且要用英文創作。當時我在麻省理工學院教書，有40多年沒有從事過數學、物理之外的工作。而這個主題的創作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因為我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
我今年80歲，親歷了八年中日戰爭，經歷過抗戰並且活下來的人會對那段歷史有特別的感情。而且我們這代歷史親歷者正在慢慢老去，把歷史真相講出來的機會會越來越少。因此我要把南京大屠殺寫出來，告訴西方社會中國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經歷過怎樣的苦難。這是創作《南京不哭》這本書的原始動力。
和西方讀者溝通要從“情”入手
我決定選擇小説的形式來承載這個歷史背景，因為和西方讀者溝通要從情感世界介入，用“情”去溝通，而不是枯燥的數字。“30萬人的死亡只是一個數字，而一個人的死亡是一個悲劇”，文學作品對人心靈的震撼會比整篇充滿枯燥數字的文章更大。我非常尊重歷史，以真實和不戴有色眼鏡的方式去描述這段歷史。
《南京不哭》在亞馬遜上的推薦是5分，很多讀者覺得它值得一讀。西方主流社會對中日戰爭這段歷史幾乎一無所知，他們只知道美國對日本進行了原子彈轟炸，日本所受苦難最大。有讀者看了書後説：“這本小説告訴了我從來不知道的事情，我才理解為什麼中國人痛恨日本人。”我希望有更多西方年輕人去看這本小説，了解這段歷史，改變日本和西方社會單方面的説法。
當年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大屠殺遭到國際社會一致譴責。南京大屠殺和猶太人遭受的大屠殺雖然形式不同，但性質大同小異，都是對人種的歧視。中日戰爭期間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國人當人看，肆意殺戮，這就是種族屠殺。德國政府已經正式道歉，日本政府至今都不肯真誠道歉。我們今天做這些努力並不是僅僅為了向日本索要賠償，也不是要血債血還，我們可以原諒，卻不能遺忘，我們有責任告訴世界事實的真相。
告訴西方人事實，讓他們做出判斷
但在歷史事實面前，西方社會認同日本在二戰中承受了最大苦難，是因為日本在美國各地有很多基金會，它們雇有專門的研究人員關注這段歷史，並不間斷地發表研究結果，日本右翼勢力已經出版了600多部二戰作品，這些作品無形中引導西方輿論偏袒日本。在這方面，我們中國做得遠遠不夠，英文書寫的中日戰爭作品幾乎沒有。我們的有關部門雖然在不同場合做了一些工作，方式卻有些形式主義，缺少強有力的説服力。西方社會的思維方式和中國的不同，我們只需要告訴他們事實，讓他們做出判斷。
今年10月底，加拿大安大略省議會通過將每年12月13日設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紀念日的動議，今年是當地第一次在這個日子舉行紀念活動。南京大屠殺並不是加拿大的事情，當地華人華僑卻通過不懈的努力推動當地政府設立紀念日。當地的華人朋友告訴我，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耐心地對當地居民做講解工作，發現大多數人一旦了解到事實真相都願意表示支援。
因此，作為中國人，我們更應該身體力行去做一些事情。小説之所以命名為《南京不哭》，其寓意是説眼淚是沒有用的，我們要行動起來做一點事情。中國政府將12月13日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這種以國家紀念日的形式來實現紀念非常重要。我們還應該積極對外進行事實披露，方式可以多樣化，除了演講、宣傳，也可以在一些地方修建慰安婦的雕像等等。
除了政府行為之外，民間組織、老百姓人人都應有這種意識。比如對外宣傳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或者在一些研究機構做志願者，也可以為抗戰老兵做一些事情。我將在12月中旬到四川成都，把《南京不哭》中文版的版稅全部捐贈用于改善抗戰老兵的生活條件。我們不要怕小，積少成多，聚沙成塔，最可怕的是不去做。(【美】鄭洪 作者是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終身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本文由郭媛丹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