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群慧:“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發表于  07/29 06:30   約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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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世界政治經濟形勢波譎雲詭,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影響下,國內國際經濟形勢更是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格局。在這種背景下,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科學分析研判今年上半年國內國際經濟形勢,會更加認識到加快促進這種“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形成具有極端的必要性,應該成為未來我國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和著力點。

 

從國內經濟看,經濟運行呈現出深V型恢復變化態勢

 

  從經濟運行看,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是短期的,中國經濟在疫情衝擊下呈現出深V型恢復的變化趨勢。從中國經濟一季度的數據看出,雖然總體上第一季度經濟增速下降6.8%,但是如果對比3月份和1—2月份的數據,可以看出,無論三次産業的增加值,還是就業、投資、消費等其他各項經濟指標,都出現了增速反彈、降幅明顯甚至大幅度收窄的特點。而4月份和5月份的數據,進一步説明了中國經濟正在從這次強度前所未有的巨大短期衝擊中逐步恢復過來。

  市場預期保持平穩,制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均連續3個月保持在臨界點以上。也就是説,截至5月份的數據,1—2月份的數據是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中國經濟的“谷底”,3月份以後逐步開始恢復,基本呈現出深V型恢復的態勢。

  從4、5月份的經濟運行指標,再考慮到6月份疫情流行曲線狀況和我國企業復工復産情況,雖然北京出現了新疫情會有一定影響,但初步判斷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應該大概率能夠轉正。如果不出現太大的突發情況,下半年應該可以逐步回歸正常水平,明年迎來中高速增長。

  但5月份不少指標低于上年同期水平,這表明中國經濟深V型恢復基礎還有待進一步築牢,在疫情防控常態化前提下,圍繞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著力穩企業保就業,狠抓各項政策舉措落實落地,紓困政策應該保持到年底,同時進一步完善技術創新生態和深化市場化改革,尤其是落實要素市場化體制機制改革政策,繼續堅持“短期紓困與長期創新相結合”的政策思路。

 

從國際經濟看,疫情衝擊下全球經濟持續衰退,將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極大不確定性和對中國供應鏈地位産生重大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引發了全球經濟的持續萎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分別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9%和5.2%。

  從貿易上看,一季度全球貿易額同比下降3%,二季度WTO貨物貿易晴雨表指數為87.6,創歷史新低,WTO預計二季度全球貿易額同比下降18.5%,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預測二季度全球商品貿易額將比一季度下降26.9%。從主要發達經濟體看,一季度美國、歐元區和日本GDP同比下降4.8%、3.1%和3.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全年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GDP將分別萎縮8%、10.2%和5.8%。

  面對疫情衝擊下的全球經濟衰退,各個經濟體採取了一係列超大規模的經濟救助措施,這將有助于經濟逐步恢復,由于迄今為止美國等國家疫情還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再加之醫學界有預測認為疫情還可能在今年秋冬季卷土重來,世界經濟復蘇之路將十分艱難,甚至有可能呈現W型恢復的基本趨勢。

  世界經濟的持續衰退和可能呈現出的W型恢復態勢,這將給中國經濟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尤其是中國的深V型恢復態勢與世界經濟可能呈現出的W型恢復態勢之間會産生巨大的“不同步缺口”,在當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這個“不同步缺口”必然會影響到我國國際經濟循環以及我國經濟呈現深V性恢復趨勢的基礎。

  疫情衝擊以及全球經濟衰退對中國經濟更為長期的影響在于可能會衝擊中國供應鏈和産業鏈在全球的地位。疫情全球大流行對全球産業鏈和供應鏈産生巨大衝擊。對于中國産業而言,1—2月份主要表現是,中國國內疫情暴發後中國國內産業鏈和供應鏈率先按下暫停鍵,對全球供應網絡形成衝擊,出現大量延遲交付和訂單萎縮;進入3月份後,日本、韓國,進而意大利、德國、法國和歐洲地區、北美地區都面臨巨大疫情考驗和挑戰。

  雖然中國復工開工率不斷提升,但此時外部疫情開始嚴重影響中國産業鏈和供應鏈,疫情對中國的衝擊與對其他國家的衝擊開始産生交互性的負面影響。這必然從國際循環角度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巨大影響。

  不僅如此,從積極應對疫情衝擊角度,各國都會從供應鏈安全角度進行供應鏈的調整,這必然會加劇去全球化的趨勢。由于近些年貿易保護主義和新一輪科技和産業革命的影響,全球供應鏈已經呈現出本地化、區域化、分散化的趨勢,而疫情對全球生産網絡的巨大衝擊,會加重這種趨勢,全球供應鏈布局會面臨巨大調整可能,我國在全球供應鏈的安全與全球地位受到極大挑戰。我國在考慮短期“六保”中保産業鏈供應鏈安全的同時,必須從長期角度思考如何在産業鏈安全和産業鏈效率之間尋求平衡。

 

從加快形成國內經濟循環為主、國內國際經濟循環互相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看,我國要從疫情衝擊下的“被動型”轉向政策驅動下的“主動型”

 

  如果從國內經濟循環和國際經濟循環的量上看,我國已經具備了國內經濟循環主導的基礎條件。一方面從生産供給角度看,我國具有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供應體係,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産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另一方面從消費需求看,我國具有規模廣闊、需求多樣的國內消費市場。2019年中國有14億多人口,人均GDP達到了1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全球最大。

  總體而言,我國已經步入到工業化後期,我國産業鏈、供應鏈和消費市場形成了具有滿足規模經濟、集聚經濟的要求,具備依靠國內經濟循環為主的經濟效率基礎。

  但是國內經濟循環為主,並不意味著我國經濟不再重視國際經濟循環,經濟開始內卷化。這裏必須避免一個重要的錯誤傾向:由于中美貿易摩擦、疫情對全球化的影響和一些國家努力推動“去中國化”等原因,我國經濟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短期會受到明顯抑制,我國的供應鏈會受到侵蝕,在這種情況下,相對而言國內經濟循環量“此消彼長”會大幅提高,由此就貿然判斷或者宣布我國國內經濟循環為主、國內國際經濟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基本形成。

  這種被動形成的國內循環為主的發展格局並不是我們期望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我們要實現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在積極拓展國際循環、國際循環的流量保持增長的前提下,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經濟供給質量、挖掘國內巨大消費潛力形成的國內經濟循環為主、國內國際經濟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要實現這樣的國內循環為主“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在繼續對外開放、進一步拓展外資外貿工作前提下,更為關鍵的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國內經濟供給質量,挖掘我國消費潛力,在提高我國國內自我經濟循環量的同時,還使得國外産業更加依賴中國供應鏈和産業鏈,更加依賴中國的巨大消費市場。這本質上也就是促進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

  我們需要從“被動型”轉向“主動型”的國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這種轉換不僅僅是主觀能動性的問題,而是一個發展戰略出發點和政策思路導向問題,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值得十分強調。

  “主動型”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不是一蹴而就的。圍繞著加快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面對疫情衝擊,當前在政策安排上,一方面從需求側入手擴大有效投資和促進消費,重點是加快“兩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鎮化和重大工程建設)的投資和積極出臺一係列針對居民的消費激勵方案;另一方面從供給端發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解決我國經濟循環中的技術“卡脖子”問題和體制機制障礙,提高經濟供給質量。具體而言,現在有必要下決心對長期以來阻礙國內經濟循環、老生常談的結構性問題、體制機制問題進行“動手術”。

  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強調。一是國有企業改革問題。要按照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切實深化國有企業分類改革,通過推進公益性企業回歸公益定位實現國有經濟戰略功能,通過推進商業類企業回歸企業屬性實現國有資本做大做強做久。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混合所有制改革,還是建立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産管理體制,政策體係和實施經驗都已具備,改革再進行試點的意義已經不大,需要全面切實推進,國資委要放開“試點權”,全面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各方面改革。

  另一個問題是關于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第一季度經濟下降6.8%、工業企業利潤下降36.7%,而銀行業利潤率卻保持了增長5%。為此,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金融讓利實體經濟。這要警惕以防范金融風險的借口來保證金融業的利益,重視金融的短期風險與實體經濟長期風險的平衡,下決心解決阻礙我國經濟有效循環的“脫實向虛”的長期經濟結構失衡問題。(編輯:馬宇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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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群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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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背景下,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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