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就是經濟金融化。經濟金融化將經濟各部門的資産負債表關聯在一起，形成了複雜的隱性“風險鏈”。一旦觸發，風險就會外溢，形成公共風險。在此背景下，財政與金融關係的底層邏輯發生改變，傳統理論已經難以闡釋新的現象，亟須重新認識財政與金融的關係。
《貨幣之母與風險之錨——解碼現代財政金融關係的新邏輯》嘗試以公共風險的新範式和新認知，探討財政與貨幣的關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係，以及財政與中央銀行的關係。這個認知框架的“新”體現在：以公共風險最小化為目標超越以宏觀均衡為目標，以虛擬理性超越實體理性，以行為分工超越界域劃分，以貨幣狀態論超越貨幣數量論，以財政貨幣“量子觀”超越財政貨幣“非黑即白”的兩分法思維，以財政與貨幣政策一體化超越財政與貨幣政策二元協調論，穩估值優先於穩幣值，等等。
經濟金融化改變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關係的底層邏輯
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關係的認知，長期以來建立在對經濟與金融關係的認知上，即將經濟視作“商品生産商品”的實體循環過程，金融則僅作為輔助性的虛擬“面紗”。在這一認知基礎上，需求管理理論雖承認貨幣短期非中性（凱恩斯通過利率連接貨幣與實體經濟），但仍堅持長期實物經濟主導論，主張以財政政策調節有效需求。
對經濟與金融關係的二元認知，決定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關係的二元性，即財政調控經濟周期，貨幣穩定物價。由此衍生出貨幣政策、貨幣當局必須獨立的整套看法，至今仍有重要影響。但關鍵局限在於，這種看法未能認識到貨幣非中性的條件特徵——不同投放方式會産生差異化影響。
隨着經濟金融化，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已經發生改變，貨幣中性與否取決於其在一定條件下發生的狀態變化，而與時間維度無關。這改變了通脹發生的機理，貨幣的外生性弱化，內生性增強。在經濟金融化中，貨幣當局已經不再像經濟與金融分離條件下那樣能夠自主控制幣值的穩定，銀根的松與緊不再是通脹的充分必要條件。發生通脹的機理已經改變，傳統理論已經無力解釋現實。
經濟金融化，也改變了財政的運行機理。赤字、國債已由政府融資手段，轉型為金融市場的關鍵金融工具和私人部門的核心無風險資産。這使財政與貨幣政策深度融合，形成以國債為紐帶的聯動系統（收益率、利率、匯率等參數相互影響），政策目標轉向聚焦於不確定性系統衍生的公共風險管理。從本質上看，經濟波動源於“風險循環累積”機制，需通過系統性風險防控實現穩定。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政府出清公共風險最主要的手段
傳統觀點認為，社會總供需失衡，意味着會出現經濟波動、通脹或失業率上升，失衡加劇就會演變為經濟金融危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可通過緊縮或擴張需求來促進社會總供需均衡，但二者是在“不均衡-均衡”的邏輯範式中發揮作用，其認知的底層邏輯仍是二元論。而在金融經濟主導的條件下，基於二元論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操作反而會産生“以鄰為壑”的現象——財政風險金融化和金融風險財政化，引致更大的公共風險。
經濟金融化形成了金融經濟的主導地位，推動經濟系統從線性（可用投入産出表來描述）向高度複雜非線性系統轉變，數智革命加速經濟虛擬化進程。這使金融經濟的脆弱性加大，內在的根源是“風險循環累積”機制的産生。
經濟金融化使社會財富更多體現為金融資産，實物資産成為其附屬形態。當各經濟主體的資産呈現金融化特徵時（如美國2007年的次貸危機），存量資産主導經濟運行，經濟流量則淪為經濟存量變化的衍生結果。也就是説，估值（存量價值）的穩定變得比幣值（流量購買力）的穩定更加重要，因為估值的變化往往決定了幣值的變化和經濟的走勢。
基於“收入-支出”循環的流量分析，傳統流量指標（如增長率、消費率）已難以反映存量價值的風險累積效應。這意味着，在金融經濟主導的經濟系統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共同使命是治理風險，遏制“風險循環累積”，出清公共風險，增強經濟系統的確定性和穩定性。
公共風險具有跨界特徵，需突破傳統政策分工，轉向“行為分工”，實行一體化操作。這推動政策框架從二元協調轉向一元整合，其直接目標則由市場均衡轉向風險管控，將“出清風險”置於政策優先位置。
需要重新認識央行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傳統貨幣數量論將貨幣超發與通脹直接挂鉤，由此確立了央行獨立性的制度基礎。但在現代經濟中，貨幣的資産屬性日益凸顯，其狀態變化使貨幣超發不再是通脹的充分條件。或者説，“貨幣超發”這個説法本身就已經成為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問題，不再有確定性的邏輯和衡量的標準。
從理論來看，貨幣的職能隨經濟發展動態演變。貨幣的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職能長期佔據主導地位，貨幣呈“液態”特徵。但在當前經濟金融化的背景下，財富虛擬化和風險不確定性使貨幣的貯藏功能凸顯，現金成為避險資産。這揭示貨幣不僅存在“數量”維度，更呈現出“狀態”變化。因此，傳統數量論假設的同質性已經被現實否定，若是從貨幣狀態的角度來理解，貨幣超發只是通脹的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
從實踐來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以及我國的貨幣超發已經完全突破了傳統理論所認為的最大邊界，但惡性通脹並沒有發生，甚至還産生了通縮風險。這充分反映了通脹不再僅僅是貨幣現象，而是風險預期、供給衝擊、貨幣狀態“相變”等複雜的不確定性因素導致的。
綜合來看，當理論基礎和現實邏輯都發生根本性變化，因循守舊過度強調央行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問題就已經不合時宜，公共風險已經使財政與貨幣政策走向一體化了。（作者為中國財政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