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如何構建國際影響力

  　為了構建可持續的影響力，亞投行應秉承中國“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發展理念，同時創新援助模式，推動中國和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推動國家“一帶一路”長期戰略的實施

  　亞投行的成立體現着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擔當和責任，其背後蘊藏着國家大戰略和重大歷史機遇。亞投行是否可以借鑒現有多邊金融機構的經驗和教訓成功構建可持續的機構影響力，最終建成一個“精幹、廉潔、綠色”的多邊銀行，關乎這項戰略的成敗。

  　亞投行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活動時應該小心謹慎、有的放矢。從道理上講，為一個國家提供援助就要努力地尋找正確答案，而不是對發展問題做出表面化的回答。做出建議前，就需要有人對受援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民族等狀況有深入了解，同時也要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歷史規律有所掌握。亞投行應該重視各國不同的發展環境和初始條件，秉承實際的發展理念和清晰的業務模式，鼓勵並幫助各國積極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專注於提供“技術層面”問題的解決方案。

  　通過分析在發展中國家開展基礎設施項目需要面對的挑戰，亞投行可以在方向、作用點和大小這三個要素上採取一些有針對性、創新性的措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構建較強的機構影響力。

  　面臨三大挑戰

  　眾所周知，基礎設施不足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基礎設施融資難的問題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收入國家）廣泛存在。然而除了融資難，項目前期準備的深度和質量也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影響巨大。

  　在實踐中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開發準備表現有三大問題：一是數量少，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並未被開發成有投資價值的項目；二是質量差，很多項目缺乏經濟、財務、技術和環保等方面的嚴格評審，少數已經評審的也存在評審深度不足的問題；三是效率低，項目開發的前期準備工作缺乏系統性，準備周期過長。細究這些問題産生的機理，亞投行需要格外認真應對三大挑戰。

  　首先是宏觀政策風險。基礎設施項目初始投資一般都比較大，需要後期有長期穩定的現金流來保障投資回收。後期現金流的來源不外兩大類：一是來自用戶付費，二是來自政府或公共部門的財務支持。而這兩類（特別是後者）都可能受到項目所在國政治周期變換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投資者都天然地傾向於規避風險，自然也希望項目所在國的有關政策保持穩定。為了促進基礎設施投資，發展中國家要用適當的方式對外界展現其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的長期“意願”，比方説制定並公開其基礎設施發展規劃。

  　其次是能力欠缺。和政策風險比，發展中國家在項目開發時的能力欠缺問題更為突出，這表現在前期的項目規劃、項目準備到後期的實施等各個階段。具體表現為兩大類：一是政府部門缺乏發展規劃能力。雖然知道各領域的基礎設施缺口巨大，但在如何將“缺口”轉變成系統的“發展規劃”上知之不多。二是項目實施能力有限。即使確定了一些項目概念，往往也很難將這些概念開發至“具備融資條件”的階段。而“具備融資條件”則是一個項目可以吸引股權投資者和銀行貸款的先決條件。因為缺乏系統規劃的能力，不少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項目開發上都是被動的“一事一議”，這不僅可能給後續的項目實施帶來額外困難，也會造成不同項目之間缺乏銜接、互相干擾的問題。

  　再者是項目準備資金缺乏。發展中國家用於項目開發準備的資金嚴重不足。傳統上，可用於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項目準備的資金來源有政府預算資金、開發商的風險投資、多邊機構的主權擔保貸款和信用支持、各種捐贈，等等。研究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項目準備成本一般要佔總投資的5%～10%。也就是説，如果在2010～2020年間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80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那麼用於項目準備的資金每年就應該在400億～800億美元的範圍內。為了彌補項目準備資金的缺口，本世紀以來在不少國際合作框架內都設立了新的融資機制來支持項目準備。例如，世界銀行的項目準備預付款機制。然而，就總量來説，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需求太大，現有可用於項目準備的資源仍是“杯水車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