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近期因為南海、網絡安全等問題打了不少“口水仗”，甚至還充斥些許的火藥味，雙邊關係顯得頗為緊張，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一些人對中美關係的思考和判斷。但中美關係實質上一路走來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
中美建交36年來，兩國之間結構性矛盾引發的分歧和對立是有目共睹的，這種分歧和對立有時甚至很嚴重，但大體上主流的和積極的因素在中美關係的關鍵時刻發揮了主導作用。
這説明兩國都認識到，中美關係對世界的重要性和雙方之間的共同利益遠大于分歧和矛盾。
否定了這一點，也就無從解釋今天的中美關係。説到底，中美關係就是在矛盾中、鬥爭中不斷前行發展的，就是在一個一個的分歧和矛盾的解決過程中不斷取得進步的。
中美關係今天的確再次走到了一個微妙的十字路口，面臨著重要的歷史性抉擇。根本性的變化是，中國的綜合實力已非昨日。由此帶來的問題是，面對力量均勢的變化（盡管中國與美國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美國能否真正接受現實，與中國攜手打破歷史的魔咒，共同創造一個新的未來？
目前中美關係平穩健康前行的最大絆腳石是戰略互疑。這對中美兩國來説不是福音。
因此，避免中美兩國最終走向戰略對抗，既是中美兩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中美兩國之間的最大公約數。
避免戰略對抗應該成為兩國的共識，雙方應有朝這個方向共同努力的政治意願。
如何避免戰略對抗，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主張是一重要途徑，從目前來看，還沒有比這更好的選擇，盡管美國人不願心悅誠服地接受。
基辛格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也談到了新型大國關係。他説：“中國的崛起在21世紀構成類似的結構性挑戰。21世紀的主要競爭者是美國和中國，兩國的總統（主席）誓言通過一種‘新型大國關係’避免歐洲的悲劇重演。這一概念需要共同詳盡闡述。它可能是這兩個或其中一個大國作為一種戰術策略提出的。盡管如此，它仍是避免重復以往悲劇的唯一道路。”
基辛格肯定了新型大國關係“是避免重復以往悲劇的唯一道路”，但又認為這一概念是作為一種“戰術策略”提出的。應該説，新型大國關係的主張是一個戰略構想，它的基調：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它將從根本上摒除國際政治關係中的零和思維。當然，實現這一目標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需要美國與中國相向而行。
中美關係的確很復雜。一方面兩國在許多問題上有合作，有利益交匯點；另一方面兩國又在許多問題上分歧很深，立場相悖。後者稍稍管控不慎就可能引發摩擦乃至衝突而影響大局。
這種雙邊關係中少見的復雜性要求中美對雙邊關係加強戰略管理。
保持國家元首級別經常性的定期會晤和定期對話，是加強戰略管理的最高層次。
國家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溝通、協商和協調，是不可或缺的，更是不可替代的。這是戰略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戰略層面來説，最高領導人是雙邊關係走向的掌舵人和定音者，尤其當雙邊關係遇到困難和挫折、各種雜音四起的時候，他們的最後拍板和定調往往是歷史性的。
近期，兩國在南海問題和網絡安全問題上立場尖銳對立，分歧嚴重，這種情況下，高層戰略對話和溝通就顯得尤為必要。因此説，最高領導人保持定期的戰略對話是確保中美關係不偏離軌道的重要方面。
政府部門間的對話機制同樣是戰略管理的重要構成。
從工作層面來説，對話機制承上啟下，最高領導人確立的戰略部署和大政方針要靠政府部門具體貫徹落實。
目前中美兩國已建立了90多個政府間對話機制，其中，“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為加強關係、深化協調、促進合作、管控分歧提供了重要且定期平臺。
管控分歧應該是兩國戰略管理的著力點。
應當看到，中美都有管控分歧、管控風險的政治意願，應在競爭中管控好分歧，將分歧置于可控范圍。兩國都要警惕不要讓低層級的、次要的分歧和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並被其綁架，更要防止因突發事件的發生而導致的衝突。當前，兩國應就爭議頗大的網絡安全規則的制定展開磋商。
戰略管理還應包含兩國在“全球治理”上的務實合作。
作為世界兩大經濟體，兩國應在打擊恐怖主義、阿富汗問題、氣候變化、打擊海盜、海上安全、世界經濟、能源安全、食品安全等全球性問題上展開協調、協商與合作，共同為世界提供公共産品，從而承擔起作為世界大國應承擔的責任。□
（文/王發恩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