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國殤涅槃——中國靠全民之戰擊敗兇悍日本法西斯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圖為守衛盧溝橋的29軍士兵抵抗日軍入侵（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新華網北京７月６日電（記者 李雲路 蔡敏 許曉青）中國慣用“抗戰”、“抗日”指代７０多年前這個國家抵禦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在中國的字典中，“抗”意喻鬥爭、抵制，拒絕被支配、奴役，自古有悲壯正義之意。
從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侵華日軍在中國北平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到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八年時間，３５００多萬中國人傷亡，一個尚未真正踏上現代化進程的落後國家，硬是殲滅１５０多萬高度軍事化的日本部隊，以積貧積弱之國力戰勝了兇悍的日本法西斯。
今年的盧溝橋事變紀念日前夕，９７歲的馬來西亞華僑羅開瑚在雲南保山溫馨的家中，追憶起那段屬于自己的“崢嶸歲月”。
７６年前，２１歲的羅開瑚懷著“技術救國”之心回到正經歷抗戰烽火的祖國，成為“華僑先鋒運輸大隊”的一員，在滇緬公路上負責運送外國援華物資，從此再也未能與留在馬國的老母親相見。
“盤山道、瘴氣和轟炸。”羅開瑚總結滇緬公路上三大危險，“為躲轟炸，只能晚上運輸，常有工友連人帶車墜下山崖，屍首都找不回來。”
共有３２００多名和羅開瑚一樣有卡車駕駛證、懂機修、身體好、識華文的華僑青年，在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的號召下，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回到祖國支援抗戰。他們有一個統一的名字叫“南僑機工。”
一邊是懸崖，一邊是峭壁的“九曲十八盤”，這是連接雲南和緬甸的道路特點。至今，這裏也是中國西南部最險峻的路段之一。
“也有美國人參與運輸，但因路太陡，貨太重，眼看上不去，敵機又要來了，美國人就把一部分貨卸下來，擱在路邊，自己開車走掉。”羅開瑚説，“我們中國人會把美國人丟下的物資裝回車再走，這些都是救命的東西。”
１９３９年起的三年間，南僑機工與中國國內機工一道，駕駛由華僑捐贈的福特、道奇卡車，在蜿蜒崎嶇的山路上，運輸了１０多萬中國遠徵軍入緬作戰，還搶運了４５萬噸武器彈藥。１９４０年日本入侵越南，滇越鐵路中斷，滇緬公路成為當時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的唯一陸上運輸通道。
令人驚奇的是，這條重要而危險的“抗戰輸血管”，竟是滇西各民族在短短９個月內“用手指頭摳出來的”。
抗日戰爭爆發後不到５個月，滇緬公路修建工程正式開工。由漢、彝、白、傈僳、傣、苗、景頗、德昂、回等十多個民族組成了修路大軍，每天施工民工達１４萬至２０萬人。期間，因工傷、疾病和饑餓而死的修路群眾達３５００多人。
沒有水泥，用燒石灰、黏土替代；沒有火藥，就先燒紅岩石再澆上冷水使岩體迸裂；沒有機器工具，用刀斧、鋤頭、扁擔甚至用手……在滇西抗戰紀念館中，一幅幅珍貴的歷史照片記錄了當時修路的情景，鏡頭中不乏老人、婦女和兒童。
“前方努力殺敵守土，後方努力耕種建設！”當時滇緬公路旁的宣傳標語這樣寫道。
美國駐華大使詹森考察滇緬公路後説：“修築滇緬公路物質條件異常缺乏，純係人力開辟……為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
在滇西敵後戰場上，少數民族更是成為與敵人拼殺的主力。據長期研究滇西抗戰史的雲南省保山市博物館副研究員耿德銘介紹，由各土司及各方愛國志士組建的抗日遊擊隊，絕大多數由三個以上少數民族組成。
沒有槍，他們就用長刀、弩箭、砍刀甚至鋤頭、木棒、石頭等原始武器打擊敵人，有些民族還拿出了對付野獸和水底套殺的方法，讓日本人驚恐萬分。
一次反攻中，一個景頗族女救護隊員，看因山路陡峭，用擔架運送傷員不方便，幹脆解開自己的筒裙和綁腿，把傷員兜在背上抄近道，跑得比男人還快。
“這些特殊的戰爭形態，是橫斷山南部地理環境中各民族各階層生存、戰鬥方式的延展。”耿德銘説，“他們的出現讓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在世界戰爭史上也令人稱奇。”
早在１９３５年日本制造華北事變時，中國共産黨就明確提出了“抗日救國”。當年１２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不久，中國兩大政黨——共産黨和國民黨結束敵對狀態，為民族存亡合作抗日。
在盧溝橋事變爆發一周年的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毛澤東發表了以“論持久戰”為核心思想的著名演講，指出中國能夠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幾個條件，強調全民族抗戰的重要性。
“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説，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毛澤東説。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強大感召下，從延安到重慶，從東北松花江到西南邊陲山嶺，從農民到商賈，從國內學生到歸國華僑……，當時的中國涌動著不可遏止的抗日熱情。而在整個全民族抗戰中，中國共産黨成為“中流砥柱”。
“身著中式對襟褂的中國女人右手拽著雙拳緊握的小男孩，受傷的左臂打著繃帶，女人和孩子身後是一位扛著槍的八路軍戰士，三人目光堅毅地往前走”——這幅由美國人繪制的宣傳畫創作于１９４４年，是當時中國人全民抗戰的生動寫照。
“八路軍的抗戰士氣甚為旺盛，共黨地區的居民，一齊動手支援八路軍，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日本第一軍參謀朝枝繁春這樣回憶他在著名戰役百團大戰中看到的情景。
面對日寇這一中華民族的共同敵人，中國老百姓再也不是被孫中山悲斥為“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真正實現了“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日本侵略者佔中國的地，殺中國的人，屠中國的城市，對準整個中華民族而來。使這個民族第一次沒有階級之分、沒有地域之隔、沒有統治與被統治之嫌，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金一南撰文指出。
這是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的較量，旅居海外的８００多萬華僑全力支援祖國，不少華僑和臺灣同胞回到祖國投身抗戰，還有來自十多個國家的支援中國抗戰的國際人士，他們以各種形式投入到中國的抗日戰爭中。
其中，在由蘇聯空軍、美國飛虎隊，以及朝鮮、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蘭、波蘭、丹麥等國反法西斯戰士組成的“國際部隊”中，有一支特殊的隊伍——“日本八路”，這是一支先後由１０００多名日本戰俘組成的“覺醒聯盟”，他們加入到中國抗戰的陣營，成為“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中國的全民族抗戰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有力支援，它也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
日本投降那天，在保護了２．３萬猶太難民的“東方諾亞方舟”上海，一段猶太難民營隔離外墻上，被慶祝勝利的人們畫上了中、美、英、俄四國國旗。
這印證了美國牛津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拉納·米特在《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中的評價：“中國２０世紀三四十年代參與的那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不僅僅是為了國家尊嚴和生存，還為了所有同盟國的勝利。”（參與採寫記者：李懷岩、姜辰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