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心繫新中國第一所最高軍事學府

　　三

　　1951年2月上旬，劉伯承為給教員、學員提供學術研究&&，決定創辦一個學術刊物《八一雜誌》，並向毛澤東作了書面報告。不久，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軍委準備出版一個刊物，已定名為《八一雜誌》。你們的刊物就叫“軍學”好了。他還揮毫題寫了“軍學”二字。於是，《軍學》就成了軍事學院的代名詞和顯著標誌。

　　同年5月30日，軍事學院空軍係、海軍係正式成立。至此，軍事學院成為一所名副其實的培訓陸軍、海軍、空軍中高級指揮員的綜合性高等軍事學府。1952年7月12日上午，軍事學院在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高級速成係和上級速成係第一期畢業典禮。毛澤東簽發《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訓詞》，在訓詞中，他對軍事學院在新中國正規化、現代化國防部隊建設中的作用，給予充分肯定；首次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必然性作了精闢闡述，提出我軍正規化建設的基本要求——“五統”、“四性”，並發出號召：“軍委希望你們在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的光榮事業上，繼續努力；並希望通過你們的努力，把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的精神，貫徹到所有部隊中去。”（《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38頁）

　　此後，毛澤東一如既往地重視和關注軍事學院的工作和發展情況。1953年2月，毛澤東乘專列去武漢等地就“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進行調研、聽取意見。22日他從安慶乘“洛陽”號軍艦抵南京。次日，毛澤東讓劉伯承和總高級步校校長宋時輪，到他下榻的省委招待所，分別匯報院校情況。因劉伯承在上海治療眼疾，改由陳伯鈞、鐘期光代為匯報。毛澤東聽了匯報後，意味深長地説：“延安有個清涼山，南京有個紫金山。”（《劉伯承回憶錄》第3集第49頁）他説的延安清涼山，是指抗日戰爭時期延安清涼山下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南京的紫金山，即指的是軍事學院。言下之意是把南京的軍事學院比喻為延安的“抗大”，期望軍事學院繼承“抗大”傳統，弘揚“抗大”精神，為新中國軍事教育事業辛勤耕耘、建功立業，培養出更多國防和軍隊建設需要的棟樑之材。

　　當時，許多軍校沒有教材，特別是缺乏統一實用的教材。毛澤東對此非常關心，要求：“軍事學院把師以上的教材，總高級步校把團以下的教材分別負責搞出來，以供給全軍使用。這是一件大事。現在部隊、學校普遍就是因為沒有教材，感到困難得很啦。”(《宋時輪傳》第387頁)

　　劉伯承從上海回到南京，得知這些情況後，立即向全院作了傳達，並召集學院領導和教授會同志，研究落實毛澤東親自交給的編寫教材任務。在全院大會上，劉伯承要求各級幹部、教員以及工作人員，以南京比延安，以學院比“抗大”，以對黨和軍隊事業高度負責精神，不圖名利，一輩子忠誠黨的教育事業，最後“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從此，“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這句話，就成了軍事學院幹部、教員和工作人員的口頭禪，成為他們獻身於黨和軍隊教育事業的座右銘。（《劉伯承傳》第611—612頁）

　　1955年三四月間，劉伯承趁在北京出席會議向毛澤東反映：由於軍事學院學員係不斷擴大，學員人數不斷增加，教員隊伍已出現嚴重缺額。在朝鮮停戰和大軍區改劃之時，本應從全軍選調，但未能如願。因此，請求批准從軍事學院畢業學員和其他院校畢業學員中選留一批作教員。毛澤東風趣地説：“這個辦法很好，可是，你怎麼不早喊呢？”回到南京，劉伯承立即向毛澤東報送了《關於軍事學院情況及提請補充教員的報告》，提出：“為了解決學院教員隊伍嚴重缺額的情況，請軍委授予我一個權力，不管是從哪來的學員，只要學有專長，能勝任教學工作，我都可以選留作教員。”（《劉伯承傳》第635、第642、第643頁）報告很快便獲得毛澤東的批准。

　　1955年12月22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南下杭州，主持召開第二次“杭州會議”，在日理萬機之餘仍心繫軍事學院建設。1956年1月11日上午，毛澤東到南京。下午3時，他在陳毅(時任軍委副主席)、譚震林（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書記處第二辦公室主任）、羅瑞卿（時任國務院第一辦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長）等陪同下，視察了軍事學院。劉伯承和陳伯鈞向毛澤東等匯報學院情況後，毛澤東親切接見了院、部、係、教授會的負責同志以及教員，並與大家合影留念。毛澤東對在場同志説，黨中央派劉伯承當軍事學院院長是知人善任。希望大家在劉伯承領導下，把軍事學院辦得更好，把培養訓練全軍中高級幹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