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３月１３日電 “站在北京，或許可以更好地看世界，”一位海外媒體記者在自己的博客上如此留言。中國兩會，採訪的外國記者超過千名，他們為何而來？

    “改革”“調整”“轉變”，在海外媒體關於兩會財經熱點的報道中，這類動態詞彙頻頻出現。全世界都在琢磨，擴大內需、新型城鎮化、創新驅動……中國經濟社會未來的這些新變化，對全球究竟意味着什麼？

    中國經濟擴內需——新的全球經濟活力

    “要堅定不移地把擴大內需作為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對於中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華爾街日報》給出如下解讀——中國政府決心將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內需拉動型經濟。

    當前，一個全球共識是：發達市場高消費、新興市場高出口，發達國家高負債、新興國家高儲備的舊有世界經濟循環存在嚴重失衡。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供”，外國“求”的模式難以為繼。

    兩會傳遞出的政策信息預示着，中國將進一步通過政策引導，大力開拓內需，在自身努力轉變發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時，為世界經濟增長增添新動力，創生更多全球紅利。

    中國需求帶動其他國家對華出口，出口拉動這些國家經濟增長，增長又使這些國家産生對中國産品新的需求，中國因而得益並促生更多對外需求……在國際投行高盛的分析中，世界經濟有望形成一種基於“中國需求”的新循環。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奧斯特洛夫斯基説：“中國具備的最有利條件是擁有巨大的內部市場。”而激活這個巨大市場的一把鑰匙，正是兩會熱議的中國新型城鎮化戰略。

    中國城鎮化率遠低於發達國家７０％的平均水平。據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測算，城鎮人口每增加１０００萬，基礎設施投資將增加１萬億元人民幣。而隨之配套的收入分配、社會保險和公共服務體系改革，將刺激內需的強力釋放。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學者白樂明告訴記者，中國城鎮化對全球是重要機遇。“城鎮化會拉動水處理等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給外國高端技術類企業提供更多機會。隨着更多農民進入城鎮，中國的居民消費總量會逐漸提高，內需擴大，又會給銷售産品和服務的外國企業帶來新機遇。”

    “新型城鎮化能夠使中國的二、三線城市得到發展，居民收入增加。二、三線城市的競爭比一線城市要弱，更有利於泰國優勢企業前往投資，比如食品、餐飲、水療等，”泰國開泰研究中心學者帕提瑪分析的中國機遇已經體現在微觀層面。

    “如果中國新一屆領導人能推進城鎮化，中國消費能力增長和由此創造的內外部需求將為世界經濟注入新動力，”阿根廷“新多數派”聯合研究中心主任弗拉加頗為期待，“中國這樣一個世界大國，正試圖構建一種基於內生的發展平衡，方向無疑是正確的。”

    中國經濟調結構——新的全球産業“紅利”

    “要深化産業結構調整，構建現代産業發展新體系，抓住化解産能過剩矛盾這一工作重點，使我國經濟發展提高質量、增加效益、增強後勁。”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兩會審議中，着重談及中國産業現代化。

    工業化與信息化高度融合；做強先進製造業；通過扶持戰略性新興産業，帶動傳統産業升級……中國在全球産業和價值鏈中不斷上移挺進的過程，既是對後危機時代全球經濟技術競爭的回應，也將在客觀上助推新一輪國際分工調整和産業結構變革，重塑全球共贏的新格局。

    印度學者費爾南迪説：“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集中度在降低，這對周邊地區是實質性利好。”

    而在拉美專家弗拉加看來，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不僅能帶動鄰國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出口，還可以在産業分工中騰挪出更多機會。像墨西哥這樣在對美貿易上與中國存在競爭的國家，未來有望填補中國産業鏈上移後留下的“空間”。

    “補位”之外，還有“銜接”。從兩會勾勒出的大圖景可以看出，中國將通過創新突破發展瓶頸。歐美企業擁有新材料、生物醫藥和清潔能源等先進技術，可以嵌入升級中的中國經濟程序。

    “産業升級背景下，跨國企業在長三角、珠三角等不同地域都能找到大把機會，英國企業應該抓住契機，進入這些高附加值行業。”倫敦市長經濟顧問李籟思的眼光很犀利。

    泰國專家帕提瑪則認為，中國的産業升級，除了吸納發達國家的技術成果外，還可對發展中國家實現“技術轉移”。中國近年來向泰國輸出太陽能等清潔能源技術，就有效改善了當地的能源結構。

    當然，中國産業向上邁進之路並非坦途。歐美國家已提出再工業化，致力搶佔新的産業制高點。而中國尚未成功轉型的低端産業也將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短兵相接”。中國未來如何在與高、低收入國家的“雙線競合”中發展，將成為新一屆政府面對的重大課題。

    中國經濟“走出去”——新的全球合作夥伴

    “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經濟開放性的“基因”依然顯著。而開放型經濟的大幕之上，是産品輸出衍生出的資本輸出等新亮色，全球經濟要素新布局也越發清晰。

    “中國作為全球投資人正在快速崛起！”普華永道的一份報告這樣描述。可以預見，今後中國資本將更加積極地結緣全球資源、技術等要素，緩解歐美經濟緊縮和金融約束對産業造成的傷害。

    “在巴西，政府引進外資扶持交通、港口、電信、電力等行業的願望迫切。中國有資金、有技術，直接投資將在中巴關係中佔據更重要的位置。”巴西“金磚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總協調人阿德里亞納·阿布德諾爾已經把資本紐帶提升到兩國關係的更高層面。

    對於資金饑渴的當今世界而言，中國資本可謂“活泉”，就連發達國家也甘之如飴。悉尼大學的一份研究預測，未來５年，中資有望向澳大利亞投入上百億美元，進一步支持當地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崗位。

    在中國經濟對全球輸出“正能量”的話題中，除了人、財、物等有形領域，觀察者已經開始深入討論“中國模式”“中國方案”給予世界的思想啟迪。

    在弗拉加看來，“中國模式”的最大啟示，就是國家戰略制定要有長期性，要善於把內部政策和外部環境結合起來。此外，政治環境的穩定對於社會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李籟思同樣提到了中國決策者的長遠戰略思維。他指出，中國注重投資建設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的思路，以及金融業“漸進”開放的原則值得發展中國家學習。英國華威大學教授肖恩·佈雷斯林更是直言不諱：“我認為，對於其他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傳遞的信息是，發展路徑並不只有所謂的‘華盛頓共識’。”

    “中國模式”的背後，是“中國理念”。促使美國未來學者約翰·奈斯比特寫作《中國大趨勢》的內在原因，也許正在於此。“一個新體制的崛起”——在這本書的序言篇，醒目的標題引人深思。（執筆記者：謝鵬　韓墨；採訪記者：葉書宏、蔣旭峰、劉愷、張越男、王帆、常天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