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提出的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公布之後，著名經濟學家許小年第一時間就關注了它。吸引他的是“一個小小的對內開放”——“多類社會組織可以直接登記。”這位擁有584萬多微博粉絲的教授直言不諱。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發改委主任李春洪也認為，“這是此次改革方案中的最大亮點。”

    過去的行政體制改革，經常陷入“精簡——又反彈膨脹——再精簡”的迴圈怪圈。這究竟是為什麼？

    “因為隨著社會快速發展，社會分工精細化、專業化，社會管理事務越來越多，比如很多互聯網上出現的新興産業、新問題，政府又要設置新機構、新人員、新辦法去管理。”李春洪身在的發改委係統就擴充了諸多職能，需要為無數社會事務批文件，“從大型主題公園建設，一直管到速食麵漲價”。

    “這樣下去，機構改革永遠也沒有盡頭。”李春洪説，“很多公共事務需要區分，那些人民自己能管好的，政府就別再管了。”

    但政府單純“放權”給社會組織，也不絕對是良藥。眾多人大代表認為，還應該致力于培育好社會組織，防止變成“二政府”。

    各地不少行業商會、公益慈善組織、檢測機構大都和行政管理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有的直接從行政部門分離出來。不少政府領導、工作人員退休後直接去行業商會任職，完成了漂亮的“轉身”。這種“半官場生態”的利益鏈被詬病已久。

    汕尾市政協副主席李秉記就深有體會。

    他在擔任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時，帶隊做過多次食品藥品檢測的調研。“現有涉及食品藥品的檢測機構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怎麼保證你的公信力？還要找地方政府要檢測費用，財政掌握在地方政府手裏。一判不合格，還能拿到錢嗎？”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陳劍也撰文直指這一弊病：“在北京，行政級別屬于副部級以上的社會組織超過20個。這些社會組織，從中央到地方，幾乎都自成係統，或是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或是參照公務員管理。”

    “為什麼叫他們‘二政府’？因為他們管的事情簡直和政府一樣。但政府不能收錢，否則就成貪污了，而行業商會還可以光明正大從中收錢。”李春洪説。

    他舉例，有的行業商會自己做起了工程驗收、咨詢的生意。因為他們有和行政管理部門的關係，他們報上去的項目，審批就容易通過。“這樣一來，就會有不少企業托他們來驗收、上報，行業商會可以公開收取驗收費。”

    在他看來，對行業商會類社會組織的管理，應當促使其去行政化。

    “我建議，在改革時，要讓這些社會組織的人、財、物和政府部門全脫鉤，必須脫得一幹二凈。政府人員退休後，不能再到自己相關領域的社會機構任職。你是管教育的，退休後就不能再跑到與教育相關的行業協會任職。”

    李春洪認為，政府購買社會組織的服務是改革方向，其中需要加強的就是“去壟斷化”，絕不能搞一家獨大。

    “一件事不能讓一個社會組織幹，一壟斷就糟糕。比如規定一家流通業的社會組織是政府部門的定點對口單位，從此不改，那這家組織又變成了‘二政府’。應該讓這個行業裏的企業自由組織、自由競爭，政府看誰的服務好，就買哪家組織的服務。”

    李春洪建議政府部門必須明確、詳細地規定，選擇社會組織是依據什麼標準。“一套流程要出來，不能再有暗箱操作，讓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

    李秉記認為，涉及食品藥品的檢測機構“不能在任何政府部門之內”，需要作為獨立的第三方行使職權。

    陳劍指出，從功能分析，“至少一半以上”政府背景的社會組織都可以回歸社會，“成為真正意義上民間性的社會組織”。這將極大推進“小政府、大社會”的發育和成長。

    “我們的社會組織長期不發達，民眾缺乏能夠為自身利益代言的組織，難以同政府有效溝通、協調。這實際上造成政府與百姓‘硬碰硬’，處理不好很容易出現矛盾，而且不容易化解。如果由社會組織出面，則可以起到緩衝的作用，對民眾來説也更有公信力。”李春洪説。

    本報北京3月12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