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以下簡稱《方案》），提到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率先完善數據産權制度，探索數據産權保護和利用新機制，建立數據隱私保護制度；支援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數據平臺，研究論證設立數據交易市場或依托現有交易場所開展數據交易；開展數據生産要素統計核算試點等內容，很有預判性。

　　在建立一套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數字經濟相關産權制度的探索中，一直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先行地的深圳再次被委以重任。在這輪制度探索中，數據是其中重要一環。而之所以選擇深圳，不僅因為其經濟特區的獨特身份，還因為深圳的數字經濟發展走在全國前沿。以電子資訊制造業為例，公開數據顯示，2019年深圳市電子資訊制造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佔全市該項數據的六成，且優質企業不斷集聚，創新能力不斷增強。

　　作為數字經濟的基礎生産要素，數據自然是被關注的焦點。數據從被當成生産要素的一刻起，便具有了社會和經濟的雙重屬性。數據因為包含著眾多的個人、企業、政府資訊，大量的數據可以構成一個實體的數字映像，因此其帶有天然的社會性。而至于其經濟性，被使用最廣泛的就是關于“尿布和啤酒”的案例。除了在商業上的應用，大數據在機器學習、人工智慧的運用以及衍生出的各種現實應用中都具有客觀的經濟意義。因此，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首先要面對的就是解決兩種屬性的分離問題，只有在分離的基礎上才談得上立法及使用。

　　從國際的經驗中，我們不難看到兩種天然的對立。歐洲對于數據的應用更加保守，或者説其對個人資訊的保護更加保守，強調要先隱私再交易，即願意放棄可能存在的價值也要先做到個人資訊的保護。與之相反，美國在這方面要顯得更為“大膽”，無論學界還是業界都支援市場化的取向，同時任由市場去自行探索，給予很大的試錯空間。這樣的對立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示呢？

　　筆者以為，趨向保守的歐洲更多地是想通過對數據的嚴格監管做到對相關企業的管理，而美國則希望以寬鬆的監管助推企業發展。但話説回來，之所以歐洲和美國的做法不同，也正是由于美國的數字産業要遠遠領先于前者。

　　于中國而言，因為我們在數字經濟産業上是有一定比較優勢的，我們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的關注焦點，首先應放在發展上。誠然，監管和發展是可以共存的，但如果在發展期施行過于超前的監管，可能影響整個行業的發展。因此，我們應對數據二分問題的解決方法，一方面是要做到對有明顯個人烙印的資訊進行嚴監管，另一方面對其他資訊做到寬監管，推動市場形成一個自律組織，強化市場淘汰機制。另外，要加快完善數據的産權制度，盡早形成競爭的市場氛圍，用産權制度倒逼企業從創新渠道增強其數據要素儲備，限制不良競爭。對于數據共用，更多的可能還是要靠技術去解決。（作者：盤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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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徐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