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車司乘衝突現象最近引發廣泛關注。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數據研究院發布“公交車司乘衝突引發刑事案件分析”司法大數據專題報告。報告指出，糾紛起因多為車費、上下車地點等小事，合計佔比近六成；超五成案件發生在車輛行駛過程中，46.40%的案件有“緊急停車”情形；超半數案件有乘客攻擊司機的行為，更有近三成出現乘客搶奪車輛操縱裝置的情況。

　　最高院發布的這份司法大數據報告，詳細統計和分析了公交車司乘衝突刑事案件中的種種情況，對人們更理性地看待公交車司乘衝突現象，有不小啟示。

　　報告指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全國各級人民法院一審審結的公交車司乘衝突刑事案件共計223件。僅就絕對數量看，並不算大，但這並不能代表司乘衝突的全貌。因為現實中，很多司乘衝突並未進入司法程式，相當一部分當事人只是被批評教育，或者一方下車了就不了了之。不過，這更提醒人們，不能再用“小爭吵”“小摩擦”來看待日常化的司乘衝突現象。

　　的確，這些糾紛的起源很多都是看似瑣屑的小問題，如報告顯示，糾紛起因多為車費、上下車地點等小事，合計佔比近六成。然而，38.68%的案件中有人員傷亡情況，與這種嚴重後果對應的是，90.57%的判決為有期徒刑，超八成被告人刑期在一年至五年，其中涉案罪名集中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故意傷害罪，合計佔比近七成。這樣的審理結果説明，司乘衝突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問題、素質問題，而是極容易誘發公共安全事件的法律問題、規則問題。

　　在前不久發生的重慶公交車墜江事故後，有網友援引其他一些地方的例子證明，將司乘衝突納入法律框架下進行嚴肅對待，在很大程度上已是國際通例。比如在香港地區，行車過程中和司機談話等分散司機注意力的行為都可能違法，香港的公交車上也有明確的提示語：滋擾車長乃刑事罪行。當然，中國內地對司乘衝突其實並不缺乏相應的法律約束，有大量案件最終以刑事案件處理，本身就是一種證明。

　　但類似現象的高發、多發也説明，公交司機在駕駛過程中遭遇幹擾是一個法律問題，且仍未內化為高度的社會共識。這次報告的數據就顯示，有超五成公交車司乘衝突刑案有乘客攻擊司機的行為。換言之，乘客攻擊正在駕駛狀態的司機，是直接危害公共安全，而不是一般的衝突、糾紛，很多人並未意識到這一點。甚至超七成案件發生在市內道路、路口、大橋、盤山路、高速等危險環境下，這足以説明其危險性。

　　社會對司乘衝突的風險和其對應的法律後果認識不足，除了公共法律素養發育的滯後，也與法律介入這類糾紛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不夠有關。縱觀這些刑事案件，它們最終都與事情“鬧大”了，或者産生直接的危害有關。如攻擊司機（54.72%），搶奪車輛操縱裝置（27.36%），持刀威脅司機（2.83%），或造成直接的人員傷亡。但很多同樣具有危險性的行為由于並沒有造成可見的後果而被“輕縱”。不難想像，“入罪”門檻高，既增加了部分人的僥倖心理，也可能直接影響到社會對司乘衝突法律性質的認識。因此，目前法律界有聲音提出，可考慮增設“妨害安全駕駛罪”。

　　新增罪名是否確有必要，這值得嚴肅討論；要減少司乘衝突及其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也有其他工作可做，如考慮在駕駛室設立安全隔離，強化司機在遭遇衝突時的處置規范，以及為乘客出面制止設立責任兜底保障，等等。但是，要從根本上減少司乘衝突，應當多談談法律和規則，讓“公交車司機不受侵犯”深入人心，而不是將此現象泛道德化為個人素質偏差，批評教育了事。（作者：朱昌俊，係媒體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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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徐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