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從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國試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通過全國試行，不斷提高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和修復的效率，將有效破解“企業污染、群眾受害、政府買單”的困局。

　　遏制生態環境損害，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經濟學上，對此以“公地悲劇”來解釋。全民共用的自然生態環境，如水、空氣、森林等“公地”，一旦遭到損害，若沒有直接影響到個人或者某一群體利益，常常落得重視不足、疏于追責等結果，進而形成不良示范、造成惡性迴圈。在全國試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明確賠償責任人、權利人等，責任明確一小步，破解“公地悲劇”一大步。

　　近年來，生態損害賠償逐步走入公共視野，一批“天價罰單”功不可沒。比如讓人記憶猶新的寧夏騰格裏沙漠污染公益訴訟係列案于今年8月調解結案，8家被訴企業承擔5.69億元用于修復和預防土壤污染，刷新國內紀錄。而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試點的過程中，貴州發出了全國第一份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司法確認書，兩家非法傾倒工業廢渣企業需要承擔近千萬元的生態修復金額。這些“天價罰單”，有效破解了以往“企業污染、群眾受害、政府買單”的不合理局面；推廣到全國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必將進一步加大對污染環境、損壞生態等行為的震懾力度。

　　要讓這一制度發揮其最大功效，重中之重就是厘清政府角色，發揮相關部門的主觀能動性。根據這一改革辦法，省級、地市級政府是賠償權利人，換句話説，政府要起到一個“帶頭”的作用。在以往類似的公益訴訟實踐中，政府部門的積極有為，往往是促成事件解決的關鍵一環。反之，若相關部門消極以對，哪怕民間公益組織再熱心、公眾呼聲再強烈，也難以推動定責賠償。生態損害到了何種程度需要政府介入，不介入或者介入不及時應該如何處理等細節，還需要進一步明確。同時，正如有些法學專家提到的，政府部門自身也可能是環境違法的責任人之一，比如違規審批、督查不實，如何厘清權與責等等。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推廣過程中，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細化。

　　此外，要讓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真正落到實處，還需加強政策配套。只有考慮到起訴、判決、執行等各個環節可能面臨的問題，提前做好制度設計，才能達到出臺這一制度的初衷。比如在賠償評估方面，還需進一步提升專業化程度、明確第三方的中立站位。空氣被污染了，該怎麼為損害“定價”？有毒物質傾倒污染土壤，修復需要多長時間、多少經費？這些都需要引入具有足夠專業能力的評估機構。再如，在保障執行方面，往往很多“天價罰單”都超出了企業的償付能力，污染責任人“要錢沒有”怎麼辦？對此，一些地方探索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基金制度或責任保險制度，乃至“分期付款”等舉措都值得借鑒。

　　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出臺，值得點讚。但也要看到，生態環境損害往往具有長期性、潛伏性，尤其是具有污染易、修復難的特點，很多污染一旦造成，罰再多錢也沒法徹底修復。有鑒于此，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是一種有效的兜底措施。只有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在轉變發展方式上下功夫，才能從源頭上保護好生態環境。（張 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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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馬若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