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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農民進城路:日本工人拉動消費 韓國普及教育

2016年01月04日 07:49:50 來源: 環球時報

  日韓農民這樣走過進城路

  “政府將幫助農村居民在城市定居”是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出的一個重要的、促進城市化和社會發展的信號。“農民進城以後,給農民市民待遇”“讓進城務工人員享受相關住房公積金、降低農民工落戶門檻,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等成為百姓、專家學者和外媒熱議的話題。在中國周邊,日本、韓國曾走過相似的階段,盡管時代背景和國情不同,但日韓農民如何融入城市、變城市居民的舉措仍有中國可借鑒之處。《環球時報》記者對此做了深入的調查和採訪。

  東京等大都市圈的小公寓讓日本人生活逐漸西化

  從東京最高級的辦公區——大手町乘地鐵40分鐘,便可以到達一個叫高島平的地方。如果是從北京或上海來的人,到了這裏會有一種到了北京昌平或上海嘉定的感覺。但與昌平或嘉定不同的是,在高島平的一些居民“團地”(小區),通常只能看到白發蒼蒼的老人,有年邁者推著助行車出來活動。今年67歲的田中健夫,很多年前搬離了高島平的“團地”,他覺得“全是老人,讓人很不舒服”。45年前,田中大學畢業後,興致勃勃地來東京工作,之後是租房結婚,那時交通遠不如現在這麼方便,從高島平到東京城裏,乘坐一個多小時的車,但能在東京找到工作,找到住房就算是很不錯了。特別是東京都政府為從農村、小城市來的人準備了大量的政府經營的“團地”,解決了住房問題,讓他們在東京扎下了根。高島平最多時有30多萬人口居住,而像高島平這樣的地方,東京周邊還有很多。

  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執行院長陳言聽日本慶應大學名譽教授井村喜代子講過一段往事,井村説:“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東京、名古屋、大阪、福岡等地漸漸成為重工業發展區,需要大量工人。每到3月學生畢業的季節,剛畢業的年輕人包下一整列火車,從地方上的小城市、從農村來到東京。”據井村教授介紹,“2000年以前,缺少勞動力一直是日本經濟的最大問題”,日本在戰後幾乎沒有接受過移民,勞動力完全靠本國國內解決,讓農民進城當工人,是政府採取的主要方法。

  日本經濟學家小峰隆夫在《最新日本經濟入門》一書中寫道,日本經濟自上世紀60年代出現高速增長,離不開農村人口向都市的大量移動。東京圈、名古屋圈和大阪圈是日本三大都市圈,據日本官方統計,從1957年到1970年,因工業發展需要勞動力,吸引了大批農村剩余人口進城,三大都市圈新增加定居人口820萬。

  今年69歲的鈴木原本是秋田縣的農民,退休前在一家汽車制造公司工作。鈴木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自己上世紀60年代初來東京時,租住的房子很小,但日本經濟的發展讓他確實感到生活逐漸變好,漸漸從租房到買房,從農村來的青年成為公司技術高管。一本名為《目視我們的生活》的書記錄了鈴木那一代進城農民的生活,書中描述,1955年到1964年之間,東京有14%左右的居民面臨住房難問題,特別是有35%的人居住面積不滿5平米。為解決住宅不足問題,日本政府設立住宅金融公庫,為個人或公司建造住房提供低息貸款,並設立日本住宅公團,在大都市近郊建造了大量公寓住宅。公寓雖小,但廚房、客廳、衛生間都有,讓入住的日本人生活開始西化。《環球時報》記者去過東京近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修建的住宅公寓,因為房租低廉,這些公寓成為很多留日學生初來乍到時的選擇。據了解,多摩到東京需乘電車一個多小時,但那裏一套面積約54平米的住宅,月租金最便宜時只需要6.28萬日元(約3500元人民幣)。

  産業工人進城拉動日本消費,但不必集中在大都市圈

  通常來説,日本對居民沒有戶口限制。任何人只要在城裏有了自己的居住地點,不論是租的還是買的,都可以去政府那裏申請戶籍。政府對申報的內容進行確認後,便會登錄在冊。有了這樣的戶籍,便可以申請健康保險等等,在城市很容易扎下根。

  陳言上個世紀80年代在日本留學期間接觸過大量日本産業工人,感覺和中國最大的不同是,日本的工人雖然有不少來自農村,但由于他們能在城裏定居,最後成為了有技術的産業工人。以産業工人為主組成的現代城市最有發展速度,能推進城市的消費和文化在城市中的扎根。名叫志村泰三的産業工人與陳言至今還保持著往來,他當時高中一畢業就到東京當機械工,相比中國早期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他沒有過換工種或換城市的經歷,工作穩定,也沒有戶口問題,如今女兒已上大學,他在郊區還購置了二層小樓。日本有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區別,但工資差別不是很大,企業對技術工人十分尊敬,和同齡的行政人員比,陳言感覺志村的地位更高一些。

  陳言認為,産業技術在志村這樣的工人手裏不斷積累,這是日本技術發展的一大特點。一個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也就是産業發展最快的時候,同時是産業技術積累的最佳階段。每個工人都有技術,他們在城市裏沉淀下來後,成為了産業進步的重要力量。農民能成為城市中的産業技術勞動者,成為中小企業主,這是日本農民進城後一個很大的特點。

  陳言在日本調研時發現,在日本東部太平洋一側會看到無數的工廠,城市很大,但到了西部日本海一側,則會數百公里找不到一家工廠的影子,城市很小,農村顯得很蕭條。談到這個現象,井村教授認為,日本城市規劃做得很失敗,一旦東京、大阪經濟發展停滯,整個日本都會受到影響。如果日本像德國那樣,以中小城市為主,規劃全日本經濟布局的話,讓農民進城時分散到各個城市,那麼日本的經濟發展活力將比現在全部集中到東京等大都市圈要更好一些。此外,由于少子高齡化嚴重,目前日本的農村人口大幅度減少,為此政府又在推出新的政策,讓城市人回歸農村。

  韓國房企有義務建設一定比例的社會租賃住宅

  與日本地方和農村青年包火車到東京等大城市謀生相似,韓國也經過“離村向都”的浪潮。上世紀60年代樸正熙執政期間,大力推動工業産業政策,産業的發展吸引著農村人口大舉進入城市,成為産業工人。當時的漢城、釜山、大邱、大田等大城市和蔚山、浦項等新興工業城市吸引了大批來自農村的勞動力,這一現象被稱為“離村向都”。

  這些“離村向都”的年輕人主要集中于大城市的工業開發區和大學附近。以韓國首都為例,首爾市西南的九老區上世紀60年代被劃為韓國出口産業園區,集中了大批生産皮鞋、服裝和重工業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最初的勞動力大部分都是“外來妹”女工,她們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惡劣。一般都租住在園區附近加裏峰洞隔成小間的民宅中,每間不足7平米,只有公共的衛生設施,這些工人宿舍被形象地稱作“蜂巢房”。到了上世紀60年代後期,即便是“蜂巢房”也一間難求,這促使韓國政府修建了一批國民住宅和國民公寓。根據第一個五年經濟開發計劃,1962年大韓住宅公社正式成立,作為一個國有企業負責國民公寓的建設出租管理。該公社負責多種社會住宅的建設,包括公共住宅、公共租賃住宅、永久租賃住宅、國民租賃住宅等。公共住宅面積在85平米以下,由長期居住的市民購買,價格要比商業住宅便宜;永久賃貸住宅租期50年,對象是低收入戶;國民賃貸住宅租期為30年,住戶為中低收入戶;公共賃貸住宅則是先以租為主,10到20年後賣給原租戶。

  《環球時報》記者走訪過一位首爾老人獨自租住的永久租賃住宅,使用面積不到40平方米,一間小房作為書房和臥室,大間作為客廳和臥室,廚房就是進門的過道。據了解,這裏的月租金約40萬韓元(2220元人民幣),政府每月還發補貼,所以老人不用為房租發愁。住在這裏的都是些低收入的弱勢群體,包括領取國家救濟者、殘障人士等等。

  現在大韓住宅公社更名為韓國土地及住宅公司,仍在建設和管理各種社會住宅,此外還有各地的國有住宅公司,負責各地方城市的住宅建設。在大城市的重建改造中,開發企業有義務建設社會租賃住宅的比例,即租賃住宅戶數要佔總住宅戶數的5%至20%。這些租賃住宅就可以租給低收入的群體。不過對于這一規定,韓國國內也有反對的聲音,因為加入社會租賃住宅會影響其他住宅的房價。

  靠平等的基礎教育,韓國用一代人時間完成城市化

  中國和韓國的國情畢竟不同。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董向榮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韓國農民工較快融入城市,最主要的經驗是:首先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前,土地作為重要生産要素之一,已得到比較平均的分配,韓國農民手裏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土地交易之後所得資金,可以作為進入城市的錢袋子、敲門磚,有助于新移民在城市立足,也有助于均等的社會分配;其次,與高速城市化進程相對應的是,韓國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前期主要發展的是勞動密集型産業,吸納了大量的農村轉移人口;第三,受歷史因素的影響,與經濟發展水準相比,韓國的城市化比較超前,人口聚居為第三産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服務業較為發達,為新進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了就業崗位;最後,教育的廣泛普及,即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新移民,或者新移民的後代能夠在城市接受平等的基礎教育,有助于在一至兩代人的時間裏完成城市化過程,而且是一個相對平穩順暢的城市化。

  董向榮認為,最後一點,是最不顯見的,但卻是最重要的。以《韓國新村運動》一書作者樸振煥博士的親身經歷為例。他1927年出生于韓國慶尚南道農村,家裏有4男3女共7個孩子,只有3個孩子有機會上小學。樸振煥家只有7畝多耕地,只能留下他大哥在家裏務農,其余6個孩子不得不到城市去找工作。到1995年,他兒子輩所有26個孩子,都從大學畢業,屬于城市中等收入階層。韓國正是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在約一代人的時間裏,實現了完全的、不可逆轉的城市化。

  董向榮認為,中國和韓國同屬儒學文化圈,重教育、重家庭、重地緣,這些因素都有助于城市化過程和新的社會網絡的形成。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韓國只有約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5000萬人口,土地規模和人口規模的差異,決定了韓國的某些城市化經驗對中國有重要借鑒意義但又不可能完全照搬。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要比韓國復雜得多、艱難得多。比如,韓國的城市化進程是以首都為核心和領頭羊的城市化。2015年,“首都圈”(首爾、仁川、京畿道)人口約2500萬,佔全國總人口一半。“首都圈”城市化搞好了,全國的大局就定了。而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首都圈”的重要性並不突出,所能發揮的輻射作用也很有限。此外,韓國的土地改革是發生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前,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都拿到了小塊土地的所有權。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政府將公有住房分配給城市居民時,農民並沒有獲得相對應的財産,僅有的宅基地,轉讓也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因此,從收入分配的角度,更重要的是從財産分配的角度看,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之間出現鴻溝,且隨著城市房價的拉升,鴻溝變得日益不可逾越。對于目前的中國而言,農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權、承包權等權利。這些並不穩定的權利,無法與韓國農民的土地所有權相比。【駐韓國、日本特派特約記者萬宇 孫秀萍 ●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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