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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發言]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主持人：謝謝華生老師，華生老師就房地産市場和證券市場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下面有請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演講。
李稻葵：非常感謝杜總，也非常感謝經濟參考報組織的展望會，新華社作為權威的資訊整合平臺，也作為獨特的資訊傳達機構組織是非常非常恰當的，在論壇上我們聽到了很多精彩的觀點。
既然要展望我們必須談趨勢，談到趨勢必須談經濟學的趨勢，我想到了之前非常尊敬已故的經濟學家説的一句話，他説經濟學的趨勢往往相當于通常意義上的"狼來了"，經常説有什麼趨勢，講了很多大家都不信，但是真正來的時候經濟趨勢變成現實的時候卻讓我們措手不及，這場經濟危機就是如此。談了很久經濟過熱、結構失衡，最後來了一場經濟危機。但是我想這句話後面還要加一條，那就是金融危機爆發以後我們的觀點往往又是過激的，在過去一年有很多預測，有人説這場金融危機十年都不可能結束，這種觀點顯然也是錯誤的。另一種傾向金融危機比較快走出了艱難的階段，很多人説一切危機過去了我們可以回到危機前的世界，這個觀點也不見得正確。所以我們要談論中國經濟的未來，談論2010年的經濟必須從世界金融大格局來談。
[危機過後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三大挑戰]
我想講的第一點就是如何看待這場危機，或者是金融風爆發生之後我們國家，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新挑戰，有什麼樣格局性、趨勢性的事情非常值得我們關注。有了判斷之後我們再回顧中國經濟有哪些非做調整不可的一些根本性趨勢性現象，再回過頭來看2010年基本形勢。
我的基本觀點是，金融危機之後我們所面臨的發展形勢遠遠比金融危機前，也比金融危機發生過程中來得更加嚴峻，這就迫使我們必須進行深刻調整、深刻改革。先講三個直接的現象，然後再引出更加根本的觀察，三個表現性的挑戰。
第一個是流動性過剩，樊綱在第一個發言裏講到我非常同意，他説發達國家還會出現流動性過剩寬鬆的貨幣政策格局，我補充一個根據，西方國家非常清楚，他們經濟恢復根基是非常不鞏固的，西方國家意識到他們財政擴張空間非常小，英國、美國乃至于其他歐洲國家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債務上升20-30%，于是出現了希臘股權債務信用評級下降，這只是一個開始。如果美國人國債券都要從AAA往下調，金融市場又將引起新的一輪動蕩。不管怎麼講他們財政擴張的空間是很有限，但是經濟還要維持，經濟恢復的基礎還不穩固怎麼辦？只有一個答案，貨幣政策不能收，貨幣政策不僅不能收緊，還要繼續擴張，美國應該歐洲中央銀行要手拉手，同時擴大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只有這樣才能使他的匯率和其他國家相比不會出現巨幅的波動。在這樣共識的引導下全球國際回避存量為標誌的流動性還將持續下去，這樣持續寬鬆的貨幣環境對中國經濟而言有兩個後果，第一我們的資産泡沫上升壓力還會有，第二我們的匯率還有升值的壓力，歐洲中央銀行説巴西的貨幣，印度、俄羅斯的貨幣都已經升值了，中國為什麼不升值，所以我們升值的壓力要放在國際環境當中考量，這是第一個表像性的挑戰。
第二個表像性的挑戰，就是在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口號下，大家興起了一輪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浪潮，全球經濟再平衡已經成為全世界主要國家政府政策共識。9月底在匹斯堡召開20國集團峰會已經達成共識，而且責成IMF來監督這個事情，IMF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贏家，不僅得到了注資，而且尋找到了新的使命，矛頭直指中國。全世界不平衡在他們眼中就是三個國家導致的，德國、日本、中國，日本可以開拓，長期經濟低迷，不靠出口靠什麼呢？而且完全按照IMF意見調整政策，我的匯率在自由調整財政政策在擴張，國債佔GDP比重已經高達150%，我只有繼續依賴出口。德國人是歐元區的一部分，歐元區是平衡的，歐元的匯率政策不掌握在自己手裏，所以只有中國，針筒案也好、輪胎特保案也好僅僅是開始，還會愈演愈烈。印度土耳其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出口長期以來是持有敵意的，這是第二個挑戰，不僅是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討論，奧巴馬經濟顧問講了全球化並沒有給美國人帶來那麼多好處，原因是固然有微軟公司、有波音飛機受益了，但是有很多低技能勞工失去工作，從微軟公司抽稅補貼是非常困難的，主流經濟學家已經明確談這個事情了，在三個星期前趨勢的勞倫斯的叔叔薩內而森也講這個問題，現在表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很可能發達國家是受害者，這個思潮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薩默斯我稱之為經濟基辛格，它不是傳統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而是左派經濟學家，不是一個純粹傳統的堅持自由經濟思維的經濟學家。這個挑戰也必須引起我們的注意，使得中國經濟不可能繼續依賴出口增長的方式來支撐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發展。
第三個表像性的挑戰，就是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吵得沸沸揚揚的義務減排問題，現在綠色環保運動已經升級為一場意識形態，已經升級為綠色主義。所謂綠色主義就是人類活動帶來了氣候變暖，最主要是必須減排，移民沒有用。就像當年共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爭論一樣，沒有折中的余地，而且我們還必須看到1992年啟動的氣候變化框架，到今天形勢已經大不一樣了，1992年中國經濟的規模排放的水準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語，1992年還把中國願意納入發展中國家一員，今天西方人非常明白，雖然你自己不承認即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
這些問題西方人看得很清楚，我們再努力也不如你努力減排有用，希拉裏 克林頓講我們過去是沒有科學知識，我們不知道二氧化碳排放會帶來氣候變化，今天你們知道科學依據了，知道人類活動會帶來氣候變暖為什麼還不減排呢？所以壓力在我們這邊不能簡單指望靠1994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協議，還能夠按照過去的發展模式來外推未來，中國的壓力非常非常大，這一點必須高度意識到，反過來講在減排問題上如果能做出表率，能比美國、印度做得更好，這恰恰是讓我們樹立起中國受尊重的大國，真正的強國，把中國的模式上升為具有樸實意義重大的戰略機遇，綠色主義減排運動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既是嚴峻的挑戰同時也是樹立起中國發展模式的重要機遇。
不管怎麼講必須考慮進來，這三個問題無疑對我們提出了挑戰，但是挑戰背後還隱藏更大根本性的挑戰，金融危機爆發以後，明年年初中國經濟總體規模超過日本，今年年底可能超過日本，沒想到日元兌美元還是升值的，我們超過日本不見得是好事，從戰略上講是重大的包袱。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作為經濟總量第二的國家，往往會碰到各種各樣的麻煩。日本80年代成為世界第二的時候美國一片驚慌，美國國會議員拿著日本電器在國會山門口大榔頭砸，這是一場政治遊戲，背後反映的是戰略，反映的是國家的意識。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盡管我們還很窮，盡管GDP按購買力平價算6000美元，但是可以看到這裏面蘊藏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我相信作為第二大經濟國如果延續過去的發展模式肯定會碰到不可逾越的阻力，我們能夠不犯錯誤，能夠比較平穩延續未來二三十年的發展就是非常非常幸運的了，所以不管怎麼講，種種跡象表明金融危機後我們面臨的國際形勢既復雜更嚴峻，因此我們的調整是繞不過去的，2010年的發展必須放在大的格局裏思考。否則2010年可以很快恢復到2005年的形勢，這個看法不僅對我們的人事不利，對未來的發展也是有害的。
[必須調整的三個方面]
該怎麼調整前面幾位已經做了調整，無非是三件事情，三件事情必須調整。不僅是2010年，也是未來若幹年必須調整，不調整會遇到巨大實質性問題。
第一宏觀經濟的比例必須調整。消費佔GDP35%，這個比例無法持續。貿易順差降到3-4%，往年是7-8%，怎麼調整呢？在我看來是兩個思路，所有機制是通過兩個東西來實現。一個機制要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國百姓不是沒有消費欲望，不是像日本人那樣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沒有物質欲望，恰恰相反中國的百姓是想消費的，只不過擔心，只不過手裏沒有錢，我們消費佔GDP比重從早期75%下降到35%，經過數據分析我們自己消費比重的下降以及比美國比OECD國家的消費比重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不但下降，在這樣的格局下家庭的消費能上去嗎？所以想方設法把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提升上去，這是繞不過去的一個檻。怎麼提高？減稅！個人所得稅完全是一個笑話，個人所得稅完全是工資稅，華生剛才所説的例子，上億的經過上市獲得的收入為什麼不納稅呢？這在全世界都講不通道理，所以個人收入調節稅不是簡單提高起徵點問題，他是小打小鬧，一定要把稅基拓寬，把個人勞動收入加上個人資本所得，同時考慮家庭負擔，作為稅基大幅度降低稅率鼓勵依法納稅，鼓勵相關的服務業發展，因為這麼高稅率對于服務業的發展是一個打擊。我們都知道這麼多金融公司注冊香港，很多工作人員長期在境內工作，一年只要不超過183天就可以算作境外收入，在香港納稅15%，這邊是35%，這麼高的稅率不僅不公平也沒有效率，對服務業的發展是不利的，這是提升可支配收入的根本方式。
還有一條繼續維持一定比重的國內投資，否則的話內需無法提升。怎麼樣既維持投資率又不增加産能，綠色産能投資。也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銀補貼，像新能源汽車、低能耗汽車政府應該補貼，財政政策跟貨幣政策完全相反，貨幣政策的空間是很有限的，我們的貨幣存量在全世界是創記錄的，今年上升了209%，這麼高的貨幣比重毫無疑問帶來了各種資産價格高漲的動力，所以財政政策大有空間，財政政策不能只算一兩年的赤字，有一點赤字是完全應該的，因為我們的中央政府手裏有大量的國有資産，國有資産長期以來握在手裏，這對經濟效益對發展而言是不利的。所以短期內搞財政赤字，甚至在境外發債促進結構調整，在中長期通過堅持國有資産，這個思路稱之為大財政。通過大財政的方式幫助結構調整，而不是簡單一年一年平衡財政，減少赤字。所以國內消費、國內投資在未來若幹年調整過程中是繞不過去的，只有通過這個方式才能壓下來我們對外市場的依賴。大國的崛起從來沒有靠外部市場興起的。美國人是怎麼興起的，美國絕大多數是封閉狀態，美國到1935年之前美國第一大財政收入是關稅，長期以來是靠保護的，不能靠自由貿易起來。美國現在政策專項一點不奇怪，這是關于內需。宏觀經濟重大比例必須要調整，第二個調整必須要調整發展的社會基礎，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社會阻力，剛才華生談了住房的問題，房價的背後實際上是一個社會的問題，房價這麼高我們的企業、我們的機構能有競爭力嗎？以新華社為例，新華社員工要買房子能跟國外媒體競爭過嗎，包括清華金融係在工資和待遇上不可能跟西方競爭的。
房地産問題本身涉及到經濟發展社會基礎的重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有沒有可借鑒經驗呢？有！美國、英國、香港、新加坡是不是現代市場經濟，當然是。這些現代市場經濟是怎麼解決基本社會問題的呢？當然是要政府直接出手、直接幹預、直接入世提供供給。英國人在1890年左右英國是貴族，英國上議院聯合起來調查，如果不提供住房工業化難以成功。美國也是如此，美國很多城市提出收入在三分之一以下的人群是應該得到政府補助租房的開發商拿出三分之一的房子給低收入人口住，都是這樣。香港是50%的居民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裏，新加坡60-70%，新加坡和香港是不是現代市場經濟？當然是！在東方的社會在中國的社會裏流動性過剩，兩千多年的土地文化大家不僅把住房看作是投資品，而且還看作是收藏品，都有擁有房子的情節，買了房子以後大量的房子是空置的，既不租也不賣更不住，這樣的情況下大量的土地是浪費的，如果靠市場解決問題，那一定是需要住房的人住在很遠很遠，或者根本進步來無法就業。所以我想未來中國就業為了夯實社會基礎繞不過去需要新的一輪住房改革，我稱之為二次房改，説來復雜其實不復雜，一級市場政府要直接參與開發，不要賣地。直接拿出地來自己開發，給那些有工作但是沒有買房子的職工住，保證就業、保證企業的競爭力。二級市場摻沙子，這句話不是我們的發明，諾貝爾獎獲得者托賓的説法在車輪子裏摻沙子。二級市場投資所得稅包括超級好話住房稅，只有這樣做才能夯實我們的基礎，所以學者們還需要二次市場解放。現在市場經濟不是簡單的買賣牛仔褲的經濟，也不是政府只把市場監管好的市場經濟，現在的市場經濟需要政府在最基本涉及到社會穩定方面提供直接的供給，公平的基本的教育要不要、基本住房要不要、基本醫療要不要，所以現代化經濟都是這麼幹的，我們應該看看什麼是現代市場經濟，而不是産權明晰以後政府什麼都不管頂多市場監管一下的市場經濟，這個不是市場經濟。香港、新加坡、美國、英國都不是這麼走的，都不是這麼個玩法。我們是學香港學了一半，沒有學會香港提供50%居民住房，香港的老師、警察包括低收入階層都是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裏，我們的經濟情況香港完全不一樣，香港政府是有耐心的，香港只有20%的地皮賣出來，80%的地沒有賣。我們不一樣我們平均每一屆地方政府三年半短期行為趕緊賣地賣完地搞GDP，國情不同簡單照搬香港做法肯定出問題。所以第二個任務是夯實社會基礎。
第三個任務是完善基本的現代化制度，包括資源價格形成機制，這點我們非常混亂。中石油中石化去新疆採油幾乎不用花錢，這種情況下當然會導致發展模式的扭曲，基本的市場經濟制度也要健全。
[2010年中國經濟面臨的六大風險]
未來若幹年這些關口繞不過去非做不可，早做比萬做好。在國際形勢下這些基本的改革、社會基礎工作，基礎宏觀比例的調整非做不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談一下2010年的經濟形勢，我非常同意剛才幾位的觀點，從數據上看2010年是比較平穩數據上非常漂亮的年份，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任何一個階段，任何一年經濟的發展總是有許多的不確定性，總是有風險。作為一個學者我們的任務是指出一些風險，同時指出應對風險的預備措施。不要讓潛在的風險成為危機，六大風險三個來自于國內三個來自于國外。第一在2009年擴張中冒出來8000多個融資平臺，難免個別地方如果我們的政策收的太快，可能會出現融資鏈條的終端，因此會出現很多項目半途而廢。會出現很多地方經濟發展停頓，這無疑是對宏觀經濟有衝擊。這個危險在下半年會更加突出，因為2009年得到的貸款到明年下半年很多短期貸款到期，我們銀行體係很多是短期貸款，所以要做好預備方案，要在個別地方政府出現融資鏈條中斷的情況下有一套辦法，是銀行出錢還是中央政府出錢。
第二個風險資産價值的巨幅變動，既包括迅速的上升也包括迅速的下降。資産價格既包括股票市場也包括房地産市場，如果房地産價格再升20-30%，我想很多社會矛盾還會激發，從拆遷到百姓買不起房子，都會出現很多社會輿論。相反股票和房地産下降20-30%，也會有風險，也會有很多企業和個人出現資産負債表的問題，可能需要我們的貨幣當局不斷地檢測資産市場的價格波動。金融危機之後我們的貨幣政策有一點逐步逐步形成了共識，貨幣政策不僅要關注産品價格還要關注資産價格。
第三個風險還是國內的風險，如果某些突發性、局部性，天氣原因也好，瘟疫也好影響了農産品和農副産品的話，在流動性非常充足的背景下很可能會演變為農副産品價格迅速上漲，根據目前的統計辦法一定會直接演變為我們的標題通貨膨脹，報紙上喜歡報道CPI標題通貨膨脹迅速上升，這又會帶來新一輪社會輿論和心態變化，所以要警惕突發性事件。我們是連續六年，上一次是十幾年前，連續六年糧食的豐收再繼續保持是有壓力的。
還有三個風險來自于國際，一個風險是原材料和能源價格的迅速飆升，以及有可能帶來的供應鏈局部中斷，對原油産品而言供應鏈穩定性更加重要，50%以上的原油是進口的，我們的石油公司在國外上游擁有的資産是相當有限的，五六個大型跨國公司我們不是主導，一旦伊朗出現任何局部性的問題，出現了石油短期供給中斷，道達爾也好、英國BP也好首先要保持本國原油供給，當然會犧牲對中國的運輸。
第五個風險，是全球性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會不會演變成全球性貿易保護主義的運動，尤其要關注低碳運動會不會和貿易保護和全球經濟再平衡扯在一塊，西方國家不進口中國很多産品，提出30-40%的關稅，原因是你們落後的技術不減碳，這對我們絕對是打擊，這比我們勞動成本用工來得更大，必須做好預案和判斷。甚至我完全同意樊綱的方法，我們自己應該先討論討論。
第六個風險這個風險是區域性的，比如説東歐國家和部分拉美國家，這些事情發生之後對中國的影響已經超過了幾年前的情況我們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想，也超出很多人估計。你去迪拜的機場看一看，大量的中國同胞轉機去非洲，每次去迪拜都會碰到經管學院的學生，這麼多經濟布局在海外，一旦出現區域性的衝突，那政治影響、社會影響、經濟影響肯定是非常大的。我經常有這樣的惡夢，會不會有一天早上起來新華網報道中國500位工程師被某叛軍壓為人質，這是多大的打擊，這種風險永遠存在，我們必須做好事先的預案。
總之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我堅信非常好，我不認為人口老齡化對我們的影響非常大，中國的情況跟日本是兩碼事，中國是每人平均GDP頂多6000美元，日本到了30000、40000水準，人口老齡化怕什麼，我們現在強迫60歲教授退休，等我退休的時候65歲或者70歲不就行了嗎，這有什麼了不起的，人口老齡化不是什麼問題，中國人還很窮，工作的積極性是非常高漲的，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完全看好。但是今天必須調整2010年如果調整不當今後可能會碰到更大的問題，金融危機應該是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希望在我們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夠完成調整的過程，為今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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