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元計，中國二季度GDP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這是里程碑，但並不能證明中國已經完成強國富民的目標。
    環球矚目中國經濟，當然是好事，説明中國經濟已經成為撬動全球經濟的杠桿，三十年前的中國，即便是聲嘶力竭的吶喊也不會引來關注的目光，只有獨特的文化與意識形態能夠引起獵奇者的興趣。
    面對大增的GDP，我們應該保持足夠的清醒。GDP總量説明很多問題，有時候什麼也説明不了。曾任經合組織經濟部主任的麥迪森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經濟歷史數據考證與分析專家，他出版了《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對於中國近代以前的GDP有估算。為了盡量減少匯率和通貨膨脹等因素對統計真實的經濟規模的影響，採取了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方式，並創造出“1990年國際元”作為衡量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的單位。
    按照麥迪森的測算，從17世紀末到19世紀初，中國在經濟上的表現相當出色。從1700年到1820年，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也從22.3%增長到32.9%，人口從佔世界總量的22.9%增長到36.6%。但是，從清朝初期以後，我國GDP一路下滑，相應的，對於全球的貢獻也越來越小，最後成為經濟萎縮體。
    但中國的人均GDP不佔優勢。按照另一位研究中國古代GDP的先驅貝洛赫的研究成果，1840年中國人均GDP下降到206美元，同期英國為447美元，法國為310美元，日本為l78美元。麥迪森的估算要樂觀得多，按1990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中國人均GDP在公元元年和l000年為450美元，1300—1820年為600美元。但無論如何，人均GDP的下降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的人均GDP一直是軟肋，持續到現在。按照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國內生産總值早就超過日本，但中國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僅為大約4000 美元，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左右。
    中國的GDP增長大多是外延式增長，是人口與投資擴張的結果，農業時代是農耕區的擴張與精耕細作，而在工業時代是投資與産出擴張的結果。如今投資的邊際效率越來越低，拉動一個GDP需要的投資增量數倍於改革之初。打個比方，如同一輛急速行進的大車，靠單個投資引擎驅動，規模與慣性衝力越來越大，所需要的投資量越來越大。
    中國GDP增長是數量型經濟體主導的結果，在轉向質量型經濟體的過程中，必須有代表經濟質量的數據，提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
    有的代價是不可逆的，比如環境污染、比如長江源頭的沙漠化、比如黃河源頭的水枯竭，比如越來越極端的氣候，比如遭到嚴重破壞的古跡，所有這些都在提醒我們，中國的GDP增長，以強有力的行政權力為先導，以資源枯竭、環境污染與貧富差距為代價，支付了高昂的成本。某些地方兩位數以上的GDP增長，扣除環境成本、扣除人員安置的成本、扣除毀壞的財富，則經濟增長將下降一半以上。
    強調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高昂成本與制度轉型的困難，不僅可以讓我們少一些由片面的數據所養成的虛妄的傲慢，靜下心來仔細思考什麼樣的發展模式對於中國經濟的未來是有利的，還可以彰顯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只有對本國的前途、本國公民的福祉、本國的環境負責的政府，才可能對國際事務負責。憑籍這份擔當，中國不僅能夠引領全球經濟的步伐，還能夠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很不幸的是，從清初開始，中國的經濟體量在全球領先，卻沒有為全球貢獻更多的主流文化與科技成果，隨着經濟萎縮，文化也隨之萎縮，伴隨農耕文明的是對於先秦典籍鑽牛角尖式的解讀。在中國重回全球第二之際，中國不僅要成為全球經濟的領先者，理應以中西方文明的結合，向全球展示中國具有重塑全球文明、為全球文明提供全新動力的能力。
    擁有全球最多的人口，作為第二大經濟體，意味着中國面臨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壓力主要表現在匯率、開放度與碳排放。
    中國對美的順差與歐、美的出口戰略衝突，人民幣匯率會成為貿易摩擦的引線，不時點上火咝咝作響。西方從來沒有停止中國開放資本市場與政府採購市場的要求；而在極端天氣威脅人類生存之際，碳貨幣總有一天會成為主流。
    考慮到所有這些成本，把這些成本公諸於眾，既是誠信所需，也是降低中國壓力、恢復中國經濟真實原則上的必須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