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2年留校任教的，那個時候正趕上改革開放，迎來了學術的春天。快畢業時，蘭州大學要開展敦煌學研究，需要留人，我就選擇了留校。當時蘭州以西我基本沒去過，敦煌長什麼樣也不知道，但是我就覺得幹啥事要有個執着的勁頭。留校之後，也不知道怎麼進行研究，就是一點一點鑽研，也感覺要研究的問題越來越多。實際上真正了解敦煌的地位，就是季羨林先生説的敦煌是四大文明的交匯點。我們在接觸敦煌文獻、敦煌藝術等這些文物的時候，越發感覺到敦煌就是多種文化交流、交往、交匯的一個地點，也是中央王朝經營西域地區的一個點，還是中華文明走向世界的一個點。

第一次到敦煌是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之後我們要編一個會刊，需要到敦煌研究院，當時叫敦煌藝術研究所，去採集照片。那時候敦煌基本沒游客，還正好是冬天，只有一個講解員帶着我們兩個人，看了近100個洞窟。以前上學的時候，段文傑先生給我們講《敦煌藝術概論》，談莫高窟，都是在書本上、在黑板上、在教室裏，沒有真正接觸過石窟。後來到了敦煌，一進去才知道石窟原來這麼漂亮。但是每一個石窟體現的內容，壁畫體現的內容，石窟為什麼這麼修建，當時還是不知道，只是感覺到很震撼。就這樣帶着一種好奇心參觀石窟，同時也是帶着好奇心開始研究敦煌學。

這句話的來源有很多種説法，但是也反映了當時一種實際情況。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打開以後敦煌學就興起了，中國學者比如羅振玉、王國維先生最初接觸敦煌學那個階段，應該説中國敦煌學的研究和世界是同步的，但是逐漸開始滯後。“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這種表述大家都認為既是一種實際情況，也是對中國學術界的一種刺激，激勵了大家一定要進行趕超。在這種心理驅使下，成立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學研究從無序狀態變成有序狀態，有計劃進行。實際上經過這40年的敦煌學研究，已經實現了趕超。趕超之後，大家的心態從原來的不平衡逐漸就自信了。我們現在不害怕國外的研究超越我們，我們要讓敦煌學回歸，又把敦煌學推出去，把敦煌學變成世界的敦煌學，人類的敦煌學。

研究敦煌學確實枯燥，整天跟文獻打交道，但是當一個問題得以解決的時候，甚至一個字突然釋讀出來了，心情激動得恨不得跳起來。我們做了一個大項目叫《敦煌通史》，這個《通史》卡着我們最難做的是兩漢部分，研究兩漢部分的材料，除了《史記》《漢書》《後漢書》以外，就只有簡牘了。於是我就拼命讀簡牘，最終完成了50萬字的《敦煌通史》兩漢卷。截至今年，《敦煌通史》七卷本整個就推出來了。於是這麼多年我也養成了一種心理，不敢離開書房，不能離開書，否則我就有一種恐懼感，感覺和別人的差距會越來越大。我們做研究，一定要有始有終，給每件事情畫上句號，把這個事情幹到能力範圍內的最好。

這是一個研究方向的轉變。我最開始研究敦煌文書是在1983年左右，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剛成立，我研究的是醫學文獻。1984年我轉到了研究歷史地理方向。要把敦煌的歷史地理弄清楚，就得借助敦煌人物傳記、歷史文獻。記載最多的就是碑銘讚，也就是碑文、墓誌銘、邈真讚。大概1992年底《敦煌碑銘讚輯釋》第一版出版了，當時學術界也是公認的研究水平比較高。後來我感覺到還是有些不足，在2010年前後進行重新校訂，於2019年又出了第二版。通過這個研究，要把晚唐五代敦煌歷史到底是什麼樣弄清楚。研究無止境，現在我已經開始做第三版了。

我們如果從考古來説，在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特別是玉門的火燒溝文化遺址，那個時期咱們跟中亞地區已經開始交流了。玉門火燒溝遺址出土的文物體現的冶煉技術，就是從中亞地區傳來的。所以在這個階段中國和西方交流是非常密切的，這是從考古上來説。從文獻來説，有一部書叫《穆天子傳》。穆天子（周穆王）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900多年，文獻記載穆天子在即位後十五年到十七年之間到過羅布泊地區，到過敦煌地區。還有一個文獻叫《山海經》，有人認為這是神話故事，但是它記載了羅布泊，記載了敦煌。通過現在的研究，實際上它是最早的一部地理文獻，在那個階段中國人的地理觀念已經沿着絲綢之路到達羅布泊地區，到達帕米爾高原。

我想敦煌學研究，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要進行高深精專的研究，我們要把敦煌放在世界背景下。比如我們看漢代的敦煌，不僅僅看敦煌郡，我們還要看西漢通過敦煌郡經營青藏地區、蒙古高原、西域地區，包括天山南北，如何通過這個區域抵達中亞地區，打通國際交流的通道。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個大背景下的敦煌。人類的敦煌，世界的敦煌應該就是國際視野下的敦煌。另一個方面就是要普及這些高深精專的研究成果，通過了解敦煌實際上也是了解中國。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我們現在談自信，是有國家的強盛做後盾，我們做起研究來才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