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一業
“‘To be or not to be’，你們説説怎麼翻？”
一上來，他就考了我們一道難題。
“生存還是毀滅……”我下意識喃喃自語道，畢竟朱生豪的這句譯文已成經典。
“錯！大大的錯了！生存還是毀滅是國家民族的事情，哈姆雷特當時想的是他自己的處境，是他要不要活下去的問題！”他一下子激動起來，一雙大手在空中揮舞。
……
在翻譯界，許淵衝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也爭議不少。
他綽號“許大炮”，不僅人長得高大、嗓門大，也好辯論、愛“開炮”。
於學術，他是“少數派”。他堅持文學翻譯是“三美”“三之”的藝術，要追求“意美、音美和形美”，使讀者“知之、好之、樂之”。他總想通過“再創作”來“勝過原作”，更將追求美、創造美視為畢生目標。
而認為翻譯應忠實於原文的人，指責許淵衝的譯文與原文的意思不符，“已經不像是翻譯，而是創作了”。
對此，他毫不避諱，甚至將自己的譯文比作“不忠實的美人”。
譯無定本，但理念不同，還是帶來了矛盾。
他的最新譯作是亨利·詹姆斯的《The Portrait of a Lady》。前人譯為《一位女士的畫像》，他譯成《伊人倩影》。
“‘一位女士的畫像’，説實話看到這個題目就不想看書了，有什麼看頭？中國的文化深啊！‘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伊人兩個字很妙的。你看，説一個人美麗的影子，倩影比畫像好多了。從某個意義上來説，我的譯文比原文更美。”
《紅與黑》引發的翻譯界大論戰更是轟動一時。同樣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的趙瑞蕻是第一位譯者。同一句法文，趙瑞蕻譯成“我喜歡樹蔭”，許淵衝譯成“大樹底下好乘涼”；趙瑞蕻譯成“她死了”，許淵衝譯成“魂歸離恨天”。
風格之迥異一目了然。許淵衝覺得這是實境與真境的區別，“喜歡樹蔭”是實境，但這種喜好源於“大樹底下好乘涼”，這才是真境。“她死了”也是“實境”，可並非自然死亡而是含恨而死。“還找得到比‘魂歸離恨天’更好的譯文嗎？”
有譯壇權威把“提倡亂譯，千古罪人”“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等帽子扣在了許淵衝頭上。他從不服輸，始終認為自己譯的最好。多年後他的《追憶逝水年華》出版，還不忘寄給趙瑞蕻一本，扉頁寫着“五十年來《紅與黑》，誰紅誰黑誰明白”。
他的一生，有無數次筆墨相伐，但欣賞他、支持他的人也不在少數。
採訪中談及此事，他突然一躍而起，快步邁向對面的書架——從那個花15塊錢買的舊書架上，迅速而準確地找到一本書，又迅速而準確地翻出其中一頁——那是一篇讚美他翻譯藝術的文章，題目是《美化之翻譯》。
那一瞬間，面前仿佛不是一位百歲老人，而是當年在西南聯大每次考試總爭第一的少年。
錢鐘書對他頗多賞識，常以書信展開探討，在信中提到兩種方法：一種是無色玻璃翻譯法，一種是有色玻璃翻譯法。前者會得罪詩，後者會得罪譯。兩難相權擇其輕，錢鐘書寧願得罪詩。
而許淵衝認為求真是低標準，求美是高標準。“為了更美，沒有什麼清規戒律是不可打破的。”
業內將他的翻譯稱為“韻體譯詩”，情味悠長，境界全出，盡顯中國古典詩詞的風骨流韻。
老師錢鐘書稱讚他：“帶着音韻和節奏的鐐銬跳舞，靈活自如，令人驚奇。 ”
好友楊振寧評價他：“把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植在翻譯中。”
他説：“在不歪曲作者意思的情況下，翻譯一定要把一個民族文化的味道、精髓、靈魂體現出來。”“只有堅持中國文化的美感，才能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也許，這就是他執着於意譯的理由——讓世界看到中國文化之美。
為此，他先後出版了180多本中英法文翻譯著作，將中國的唐詩宋詞以及《詩經》《楚辭》《論語》《桃花扇》《牡丹亭》《西廂記》《長生殿》等翻譯成英文、法文，將西方名著如《包法利夫人》《紅與黑》《約翰·克裏斯托夫》《李爾王》《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尼斯商人》等譯成中文。
他的中譯英作品《楚辭》被美國學者譽為“英美文學領域的一座高峰”；譯作《西廂記》被英國出版界評價為“可以和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媲美”……
家裏佔據兩面墻的書架上，他自己的書幾乎都要放不下了，逐漸佔領了墻角、沙發、地板……一同前往的中譯出版社編輯，帶去他剛出版的新書——《西南聯大求學日記》《畫説經典》《古詩裏的核心詞》以及“許淵衝英譯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系列”21種等，擺了滿滿一桌。
他逐一拿起端詳，面對這份“生日大禮”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很難想象，這位笑容燦爛、話語鏗鏘的老人，在2007年就查出直腸癌，醫生保守估計他還能再活7年。
而7年後的2014年，他不但沒有走向生命的終點，反而拿下國際翻譯界最高獎“北極光”傑出文學翻譯獎，成為該獎項自1990年設立以來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翻譯家。
“我們所處的國際化環境需要富有成效的交流，許淵衝教授一直致力於為使用漢語、英語和法語的人們建立起溝通的橋梁。”國際譯聯在頒獎詞中如是説。
“書銷中外百餘本，詩譯英法唯一人”，確為“實事求是”。他不僅印在名片上，更囑咐家人：以後，墓碑上就刻這兩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