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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攝影的權利而生

時間:2019年01月15日 來源:中國攝影家協會 作者:林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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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與擔當 

“二等公民”不公 為攝影的權利而生 

  2018年是中國第二次革命—改革開放40周年。在這個不同尋常的歷史節點,暮然回首,中國視覺藝術的版權先鋒——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以下簡稱“中攝權”)也走過了10年歷程。這個沐浴著改革開放春風而橫空出世的組織,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用堅韌、智慧和勇氣,攻堅克難,開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維護攝影人權益方面邁出了堅實的步伐,在國內外版權文化構建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和日益重要的作用。 

  2012年世界知識産權組織首次在中國召開全球外交會議,會議對中國知識産權保護工作發展所取得的成就給予高度評價,國家領導人出席這次會議。 


  2013年8月,時任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左一)與李前光主席(左三)、湯兆志副司長(左二)、協會前任總幹事解海龍(左四)、林濤總幹事觀看中攝權工作回顧展。

  抓住機遇 勇創世界第一個攝影版權組織 

  知識産權與科技進步、文化繁榮相伴而生,尊重和保護它是全球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然要求和共同選擇。中國的版權管理制度起步晚,基礎差,社會公民的版權意識薄弱。而對外開放與國際接軌,知識産權是首要問題之一,也是焦點所在。所以中國的版權構建是改革開放的直接産物,不可回避。 

  著作權(版權)集體管理是推動作品的有序傳播和使用,保護文化的原創力,這對于激發攝影人的創作熱情,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意義重大。攝影與其它藝術門類相比,創作過程相對簡捷,作品易復制便傳播,無論是作者還是使用者,對攝影的權利和價值認識不足。如何提升攝影人和社會有關人士的法律和著作權意識,尊重知識、尊重創造、保護原創,推動攝影作品的規范使用和傳播,實現應有的價值,這是業界的企盼,也是廣大攝影人的困惑,中國攝協作為黨和政府聯係攝影界的橋梁和紐帶,為此探索了多年。

  2004年迎來了重大機遇,國務院面向社會公開徵求即將出臺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意見,條例規定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少于50人即可以發起成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此條例的公布並沒有獲得社會各界特別是攝影人的積極反響。中國攝協內部對申請發起著作權組織多數持否定態度:一是認為這不是規定的本職工作,沒有責任和義務,不必給自己多找事;二是認為開拓性強,沒有國家和政府的人力財力支持,困難大;三是前景難以預料,辦好的可能性渺茫,一旦成功又面臨“煮熟的鴨子飛了“的挑戰,風險大。

  對于成立版權組織的意義其實大家是心知肚明的,這是個良心工程,是開拓和奉獻的事業。對國家的改革開放,對知識産權的建立,對文化的繁榮發展,對攝影人的權益維護都是一個重大利好。剛剛主持中國攝協全面工作的李前光同志,審時度勢、果斷拍板,首先向上級反映申辦的決心,陳述佔領版權高地的理由。中國文聯黨組慎重研究後明確指出:如果中國攝協申辦,則保證要牢牢把握協會的發展方向。中國攝協分黨組以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勇于擔當,迅速統一思想,聯合全國性攝影團體和著名攝影家第一個向國家版權局提出發起成立攝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申請。

  在中國攝協等的積極要求下,國家版權局先後兩次邀請司法界、法學界、出版界、媒體界和攝影界的專家學者召開論證會,討論成立中攝權的正當性與可行性。在當時沒有經費來源、沒有人員保障、沒有辦公場地、社會公眾法律意識淡薄、發展前景又不被看好的情況下,發起成立中攝權艱難程度可想而知。中國攝協領導頂住重重壓力、知難而上,為建立屬于攝影人自己的維權組織而殫精竭慮、奔走呼吁。為爭取審批的早日順利通過,中國攝協以大局為重,主動調整方案,提出不擔任中攝權的主要領導職務,力薦人民日報原副總編李仁臣同志出任中攝權主席,使審批工作很快進入了程序。

  2006年3月21日,在國家版權局的主持下,來自司法界、法學界、出版界、媒體和攝影界的專家學者參加論證會,討論成立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的正當性與可行性。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歷經4年1460天艱苦卓絕的不懈努力,經國務院總理辦公室研究同意,2008年11月21日,終于在北京成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屬于攝影人自己的版權組織——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這是中國視覺藝術的第一家,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攝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國際上的一般做法是將攝影包含在視覺藝術版權組織之中,視覺藝術除了攝影還有繪畫、書法、雕塑等藝術門類。但是,中國的攝影群體人數之多堪稱世界之最無人能比,在社會生活中産生的影響在世界上也十分重要和獨特,給予如此龐大的攝影人隊伍以單獨建立攝影版權保護組織是必要的。中攝權的成立,破解了廣大攝影人法定許可的權益沒有依托的尷尬局面,為攝影人權益的維護和管理提供了堅強的後盾,受到國家法學、司法、版權、文藝和攝影界的熱情關注。 

  2008年11月21日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在北京成立,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李牧出席會議並講話,全國性攝影協會和百余名攝影家出席了成立大會。

  中攝權的成立和發展離不開中國攝影家協會的大力支持,如今,中國攝協書記鄭更生同志對協會的發展更是給予明確的指導。同時,中國攝協“自律維權”職能的發揮也得到中攝權的全力配合。中國攝協維權處與中攝權合署辦公,相互依托,相互支持,密切合作,相得益彰,這種合作模式逐步得到了國家版權主管部門的高度認可和好評。同時,中攝權作為全國文藝家協會為藝術家權益服務的有效抓手和平臺,是中國文聯十四家全國文藝家協會團體會員中唯一的一個(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音樂家協會發起成立的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和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先後分離獨立)。

  2013年8月,中攝權舉行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李前光當選新一屆主席,來自31個省市和30個全國性攝影協會的近200名代表出席會議,從此越來越多的攝影家開始加入中攝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要把握住歷史發展大勢,抓住歷史變革時機,奮發有為,銳意進取,人類社會就能更好前進。”十年的發展歷程證明,當年成立中攝權的決定是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是符合國家依法治國方略需要的,是符合黨中央關于維護藝術家合法權益要求的,是符合廣大攝影人根本利益的。同時,機遇也是稍縱即逝的,如今,國家版權主管部門已不再審批成立集體管理組織,中攝權成為中國視覺藝術領域唯一的集體管理組織,足見當年決策的英明和富有遠見。

  在中國,中攝權是第一個從事視覺藝術作品版權管理和保護的組織,如何才能管理和保護好攝影版權,需要學習和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和做法,2007年中攝權在法國考察歐洲上百年的版權集體管理組織運營情況。

  啃硬骨頭 為中國攝影人討回第一筆教科書稿酬 

  保護和管理廣大攝影人權益的理想很豐滿,但現實卻很骨感。沒有國家一分錢的經費支持,憑著寥寥幾個工作人員,如何為全國數以萬計的攝影人服好務?如何在艱苦的條件下找到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這成為中攝權成立後橫在面前的一道亟待解決的難題。在李仁臣主席領導下,時任總幹事解海龍和同事們一起積極探索,憑借依法享有的職能,抓住“教科書法定許可”這一保護攝影著作權的突破口,為中攝權的長遠發展迎來了希望的曙光。

  《著作權法》規定的“教科書法定許可”制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授予了出版社在編寫出版教科書時,可以不經作者許可便可使用作品的權利,可是出版社必須履行為作者署名並支付報酬的義務。但是,現實情況卻令人失望,該法律規定雖然已經施行十幾年,但出版社基本上沒有遵守規定,甚至業內很多國有的大牌出版社對此規定視若罔聞。所以,當中攝權向他們提出向作者支付報酬的要求時,有的直接閉門謝客,有的長期推諉拖延,有的鑽營法律漏洞,收取報酬的難度超乎想象。打破行業多年的“潛規則”、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注定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一個力量薄弱的民間攝影組織,面對龐大的國家出版機構,中攝權人心中自有一桿秤,那就是:我們是為了攝影人的權利而誕生的,沒有退路,依法而戰!

  “不經一番徹骨寒,哪得梅花撲鼻香”。中攝權為了廣大攝影家的利益不辭辛苦,以堅韌的毅力和不知疲勞的耐心,調查與核實教科書使用攝影作品數量,這是維權的基礎性工作。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中攝權人以舍我其誰的使命擔當,發揚釘釘子的精神,“磨破嘴,跑斷腿”,以理服人,以情動人,經過艱難而坎坷的談判,終于在2011年8月,與第一家教科書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簽署了使用攝影作品的付酬協議,終結了絕大多數攝影家得不到教科書稿酬的歷史。從此,教科書出版社向攝影家付酬的冰山開始融化。

  2011年8月,中攝權與人民教育出版社簽署教科書使用攝影作品付酬協議,終結了攝影家得不到教科書稿酬的歷史。時任中攝權主席李仁臣(前排右)和時任人教社社長殷忠民(前排左),簽署了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協議。

  協議的簽定意義重大,它使《著作權法》依法授權合法使用的基本原則在出版業界落地,並影響到越來越多的使用者開始尊重攝影家的創作勞動,重樹為攝影家署名、向攝影家付酬的行業規范。出版社從不重視攝影家的權利、不願向攝影家付酬,到開始主動與中攝權溝通聯絡,逐步有新的出版社開始走上了“在保證教科書編寫質量的同時保證教科書內容的使用符合法律要求”這一尊法守法的正確道路。

  2016年12月,中攝權經過反復研究和艱苦的努力,終于在北京舉行教科書攝影作品百萬稿酬分配發布會,這是自《著作權法》2001年增加“教科書法定許可”規定後,首次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向攝影家分配稿酬。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于慈科司長和湯兆志副司長對此給予高度評價,表示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向攝影家分配攝影作品使用費,是我國版權保護事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攝影發展歷程和攝影版權制度建設的一件喜事,是貫徹落實黨中央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國,深化知識産權公共服務的具體體現,是中攝權緊緊依靠廣大攝影家,依法為會員保護攝影著作權的重要事件,這必將在攝影界乃至文化藝術界産生深遠影響!

  2017年8月28日,《中國藝術報》在頭版以《攝影著作權人,攝著協喊你領稿費了!》為題對中攝權與人教社簽約活動進行了深入報道,對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轉付稿酬的原由,以及協會在攝影家和圖片使用方之間的橋梁作用,進行了報道、解析。

  十年來,中攝權為攝影家討回了600余萬元教科書使用攝影作品稿酬,數字不大,但來之不易,為維護攝影家的尊嚴做出了歷史性的開拓,任重道遠。首發百萬攝影稿酬的新聞事件,已被收入國家版權發展大事記。

  著名攝影家喬天富拿到中攝權分配的教科書使用攝影作品稿酬後激動不已,他説“中攝權是為廣大攝影家的權益和利益奮鬥的協會,我這一生收到的稿酬無數,但是收到‘組織’分配的稿費是第一次。此時此刻我的心情無比激動。

  推動修法  在國家治理高層首發攝影聲音 

  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基本方略,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法律是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最後一道防線。攝影家的創作成果只有在法律上得到尊重和保護,攝影家的權益才能從根本上得到保障。人大的法律制定和政協的參政議政職能,為攝影家傾訴意見反映修法訴求搭建了重要平臺。

  文藝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創新離不開良好的保護環境,而藝術家版權需要通過法律制度來確認,因此推動完善立法是維權工作的重要內容。中攝權多年來致力于推動修改《著作權法》,強化權利的爭取和尊嚴的維護,努力從源頭上為保護攝影家提供依托和保障,中國文聯權益保護部在專業上給予了具體的指導和有力的幫助。

  2018年1月3日,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與中國攝協聯合召開攝影界修法徵求意見座談會。面向攝影界徵求對國務院法制辦最新修改的《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修改稿)》的修改意見,切實反映攝影界關于修法的意見和訴求,力爭使修改後的《著作權法》能夠充分保障廣大攝影人應有的權益,推動攝影事業繁榮發展。

  著作權保護期限是《著作權法》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被稱為衡量版權保護水平的一把標尺。《著作權法》對文字、音樂、美術等文學藝術作品保護期的規定為作者有生之年加去世後50年,但對攝影作品的保護期遠不及其他文學藝術作品,保護期僅為自作品發表後50年,相比其他作品少了不止50年,因此攝影家被稱為現行《著作權法》下的“二等公民”。當然,這不僅是中國的法律問題,攝影術自1839年誕生的那一刻,世界並不認為它是藝術的種子。

  為了摘掉戴在攝影家頭上的“二等公民”的帽子,讓攝影家獲得與美術、音樂等藝術門類同樣的法律地位,雖然全國人大和政協中沒有攝影組織和攝影家的代表,但利用熱愛攝影、關心攝影事業發展的各界朋友來表達訴求。中攝權和中國攝協多年來多次委托人大政協裏面有影響力的社會精英和著名人士呼吁推動修法,向“兩會”提交修法提案和議案,爭取獲得國家治理層面的話語權。2011年,時任中攝權副主席、國家知識産權局副局長的李玉光聯合16位全國政協委員,代表全國廣大攝影人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延長攝影作品保護期等多項修法建議。在2012年國務院啟動的第三次全面修改《著作權法》工作後,上述多項修法建議受到重視,這是關于攝影人利益的聲音首次在國家治理機構上發聲。

  在2018年3月的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中攝權名譽主席李前光圍繞《著作權法》修訂中事關廣大攝影人切身利益的問題,聯合近50名著名藝術家委員專門提案,再次為《著作權法》修訂建言獻策呼吁吶喊。全國政協常委在全國兩會期間專門開會聽取攝影界意見建議,在歷史上尚屬首次,極大提升了攝影人訴求表達和權力爭取的信心。

  不懈努力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成果,2018年國務院面向社會徵求意見的《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修改稿)》,不再把攝影作品保護期單列,而是與其他文學藝術門類一樣,得到了作者有生之年加去世後50年的保護期限。這不能不説是攝影界在國家立法層面上獲得的一次歷史性重大成果,不僅扭轉了攝影界在國家立法中缺位無聲的被動局面,而且為廣大攝影人贏得了重要的權力和實在的利益,草案通過後,不僅將惠及攝影家本人,還可延續其子孫後代。

  開拓創新  發行中國第一張“攝影家銀行卡” 

  中攝權在全國眾多攝影協會(學會)中,是唯一一個向會員發錢的組織,這句話聽起來似荒唐,但這恰恰是中攝權的性質特點。

  十年前,衝破重重困難創立中攝權,是機遇和風險並同,挑戰長期存在。協會成立五年之時,拓展遭遇瓶頸,經濟陷入困境,員工隊伍驟減,辦公地點被收回;協會缺乏吸引力,五年的發展僅有會員數百人。2013年中攝權換屆之後,在新任主席李前光和主席團的帶領下,中攝權大膽改革、銳意進取,不斷創新會員服務手段,積極維護廣大攝影人的切身利益,著力提升會員的尊嚴和地位,贏得了越來越多攝影人的認可。如今,中攝權扭虧為盈,會員隊伍已壯大到近2萬名,幾年間增長20倍,成為中國音樂、音像、文字和電影等5大版權組織中會員人數最多的協會,同時也是全球視覺藝術家聯盟中會員人數最多的協會,成為攝影人權益爭取和維護的堅實基礎和重要力量。

  對于加入中攝權的意義,起初人們認識是模糊的。隨著國家知識産權保護力度的加大和中國攝協的鼎力支持,中攝權為攝影人的尊嚴和會員的利益不斷開拓的影響日益擴大,人們逐步意識到,中攝權奮鬥的目標,是攝影家的美好生活。因而越來越多地贏得了攝影人的理解和信任。

  攝影家銀行卡首度向中攝權會員免費發放,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李雲(左一)、時任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左二)和李前光主席為攝影家銀行卡揭開面紗。

  發行中國第一張“攝影家銀行卡”,首創攝影版權保護與金融服務的有機結合,是中攝權創新會員服務手段的新舉措,標志著中國攝影版權保護事業邁上了新的起點。該卡是中攝權與全球金融業排名之首的中國工商銀行聯合打造的,影像設計元素獨特,專門用于中攝權會員的版權保護金融服務,主要用途是協會在此平臺上,把各種使用攝影作品的稿酬向攝影家進行直接和有效的轉付和分配。此卡除了享有普通借記卡的功能外,還享有異地、跨銀行間的現金存取、轉賬匯款等免收手續費的優惠,為會員提供最為安全和優惠的增值服務,是保護攝影家版權和資金安全的有益嘗試。

  由中國攝影家協會旗下媒體《中國攝影》雜志、《大眾攝影》雜志、中國攝影報、中國攝協網站群及《中國攝影年鑒》等聯合推出了2016年度中國攝影界十大新聞。中攝權發行“攝影家銀行卡”並向會員分配攝影作品稿酬等入選十大新聞。

  “攝影家銀行卡”推出後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廣大會員的熱烈歡迎。打通向會員發放稿酬的便利有效渠道,會員得到的是有限稿酬,但意味著權益和價值的獲得和尊重。國家版權局領導閻曉宏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表示這是版權保護領域和金融服務領域業務探索和服務創新的重要舉措。

  規范原作  彰顯攝影尊嚴和版權價值 

  攝影是一門年輕的藝術,原作的概念是近年來隨著藝術品市場的興起而走入人們視線的,並不被人了解。為幫助攝影家實現作品的價值,規范攝影藝術品的收藏和市場流通,建立中國攝影的誠信體係,中攝權于2014年推出攝影作品限量鑒證業務,該業務通過“限量+鑒證”的方式規范攝影原作,將優秀的攝影作品推向藝術品市場,使攝影作品也可以像書畫一樣以“原作”的形式在藝術品市場交易,促進攝影作品的有序傳播和流通,探索攝影藝術品交易行業規范。

  2016年7月21日,在首屆伊春國際攝影周舉行之際,由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和中國攝影家協會理論研究部聯合舉辦的《攝影原作與版權保護》中外專家座談會在伊春召開。來自中國攝影家協會、中國藝術攝影學會和上海攝協、河南攝協、四川攝協、浙江攝協、雲南攝協、山西攝協、黑龍江攝協、中國公安攝協、企業攝影家協會、中國工業攝影協會的攝影家和清華大學、天津美術學院、哈爾濱師范大學的學者與專家,以及“歐洲奇境”攝影組織的攝影師等50余人出席了這次座談會。 


  《中國藝術報》于2016年6月8日頭版刊發了名為《限量鑒證將有力助尋攝影“原作”》的文章。文章詳細介紹本會限量鑒證如何能夠界定攝影作品原作及對攝影藝術市場産生的重要影響。

  在2014年舉行的第五屆中國國際版權博覽會上,經過中攝權限量鑒證的60幅作品成交47幅,交易總額近103萬元。在2016中國(武漢)期刊交易博覽會上,一名攝影家的6幅限量鑒證攝影作品成交總額達13.8萬元,創原作交易平臺成交額新高。

  2016年4月15日,由中國攝影家協會、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主辦的《黑白的冥想——保羅•卡普尼格羅“直接攝影”原作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開幕,保羅•卡普尼格羅這位“直接攝影”流派最後一位代表人物首次訪華並舉辦展覽,來自河北、內蒙古、上海、廣東、貴州、甘肅、海南、遼寧、新疆、浙江等中攝權協的首席代表、攝影人代表,以及中央電視臺、北京衛視、鳳凰衛視、新浪、sohu、網易、新華網、中新社和中國攝影雜志、大眾攝影雜志、中國攝影報、中國攝影家協會網、中國攝影出版社等新聞出版媒體,共計400余人出席了開幕式。

  2016年,由中攝權和中國攝協主辦的《黑白的冥想——保羅•卡普尼格羅“直接攝影”原作展》、《光之煉金術——迪爾曼•克瑞恩鉑金印相原作展》在中國美術館隆重開幕,展出的200幅攝影作品全部為攝影大師本人簽名確認的攝影原作,旨在強化廣大攝影人的版權意識,厘清攝影原作概念,促進攝影作品的有序傳播和繁榮發展攝影藝術事業,在業界産生重要影響。

  2016年11月26日,由中國攝影家協會、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主辦的《光之煉金術——迪爾曼•克瑞恩鉑金印相原作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隆重開幕。美國攝影家、鉑金印相工藝專家迪爾曼•克瑞恩出席開幕式並舉辦專場學術報告會。 


  迪爾曼·克瑞恩鉑金印相原作展在中國美術館隆重開幕。2016年,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舉辦了多次精彩活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攝影原作展入選由攝影權威媒體集體評出的中國攝影十大新聞是對我會工作的充分肯定,表明我會在攝影界及社會的影響力不斷增強。新年伊始,我們將繼續努力,推動版權保護事業發展,為攝影人爭取權利與尊嚴。

  2018年12月,“聚焦時代——攝影家捐贈作品陳列展”暨“全國十大青年攝影家作品捐贈儀式”在中國美術館隆重舉行,中攝權限量鑒證的作品首次進入中國美術館展出並被收藏。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在致辭中強調,“本次攝影作品限量鑒證捐贈予中國美術館,為今後收藏攝影作品起到了規范作用,意義重大!”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李舸表示,“本次展出作品是由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進行限量鑒證的,這是一種標志。對于今後的攝影作品無論是在藝術創作,還是攝影藝術收藏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2018年12月15日下午3時,“聚焦時代——攝影家捐贈作品陳列展”暨“全國十大青年攝影家作品捐贈儀式”在中國美術館一層方廳隆重舉行。這是國家專業社團組織限量鑒證的作品首次進入中國美術館展出並被收藏。



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總幹事林濤向中國美術館頒發中攝權攝影作品限量鑒證書。

  中攝權的限量鑒證服務越來越受到社會的歡迎,中攝權正在努力將這一項目納入國家質量監督管理體係,中攝權原副主席宋明昌同志為此付出了智慧與努力。

  服務團結 建設中國攝影集體管理的堅實隊伍 

  版權是每個攝影者的天然權利。把版權保護這一枯燥單調的工作做得風生水起,得益于開闊的思維和立體多樣的工作方式。僅服務攝影人和會員這項工作,就把服務手臂延伸到了全國各個省會和多個行業協會以及300多個地市級城市,建立協會的首席代表工作網絡。建立首席代表工作機制是為了服務會員建設隊伍,也是結集中央、省和地市三級攝影力量,共同維護和參與攝影版權保護,把依法傳播和使用攝影作品的理念深入到攝影人的心中,進一步影響和帶動使用者直至全社會。

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2018年工作會議在湖南長沙召開。 


  2015年初,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為更好地維護攝影家權益,發揮集體管理組織在社會管理和服務中的職責,啟動了設立首席代表工程,在全國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攝協和全國性行業攝影協會設立首席代表處,在全國各地市級城市設立首席代表。第一批首席代表處工程的啟動,標志著協會的服務開始向全國各地、各行業延伸。

  2015年初,為更好地維護攝影家權益,發揮集體管理組織在社會管理和服務中的職責,啟動了設立首席代表工程,在全國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攝協和全國性行業攝影協會設立首席代表處,在全國各地市級城市設立首席代表。第一批首席代表處工程的啟動,標志著協會的服務開始向全國各地、各行業延伸。

  為表彰先進,協會聘請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精心設計制作了優秀首席代表紀念章。紀念章正面圖像取自于“攝影家銀行卡”上的相機鏡頭,背面為鏡頭蓋的元素,喻意中攝權致力于像愛護鏡頭一樣維護會員攝影家權益的責任和使命。

首席代表處在協會組織建設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攝影作品的傳播和使用離不開版權,提高依法維權意識,是攝影界的艱巨任務。十年來中攝權把普法宣傳同版權知識有機結合,用鮮活生動的案例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文化發達城市進行巡回專題講座。還登上“世界屋脊”西藏,遠赴西北邊陲新疆,深入到民族兄弟集聚區貴州和內蒙古等地,廣泛傳播攝影維權專業知識。“攝影——在這裏更加得到尊重”攝影微信公眾號和首席代表信息傳播通訊平臺A、B群等,每周如期將攝影版權知識和資訊發送到全國廣大攝影人的手機上。

  中攝權協分配稿酬入選2016中國版權大事記。2016年,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啟動教科書使用攝影作品稿酬向攝影家分配,這是自我國《著作權法》頒布教科書法定許可規定後,首次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向攝影著作權人分配教科書使用攝影作品稿酬。

  中攝權在全國各地舉辦的各種攝影活動受到廣泛歡迎,當地的攝影家和影友踴躍參加。

  在社會公益活動中也活躍著中攝權的身影。聲援災區把抗震救災募捐的善款送到汶川、玉樹災區,在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舉辦的大型攝影活動——中國攝影家走進青海、全國攝影家聚焦廣州越秀和湖北潛江等活動,受到了地方政府和當地百姓的歡迎,推動了地方攝影文化的繁榮發展。

  走向世界  融入國際版權傳播體係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不斷深入,知識産權保護與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文化跨越種族,版權沒有國界,做好版權保護必須敞開大門,以積極的姿態廣泛展開國際合作。十年來,中攝權積極參與各種雙邊和多遍國際版權保護交流,參加各種有利于提高保護版權能力和水平的活動,積極開展跨國版權合作,讓會員和攝影家的作品使用和維護走向世界,融入到國際版權文化體係之中。

  2018年9月,國際作者作曲者協會聯合會(CISAC)總幹事加迪·奧龍(左二)訪華,李前光主席(左五)和中國文聯權保部主任暴淑艷(左六)會見了奧龍一行。奧龍對中攝權的工作以及攝影版權保護事業的發展給予了高度評價,並就雙方今後加強合作等交換意見。

  2016年11月,中攝權堅定地走出國門與全球視覺藝術家聯盟簽署戰略合作協議。2017年10月,中攝權在紐約全球視覺藝術家聯盟理事會上,又與美國、英國、法國、西班牙、瑞典、日本和澳大利亞版權組織簽訂版權保護協議。2018年6月,在波蘭召開的國際作者作曲者協會聯合會(CISAC)全球大會期間,中攝權與比利時等國家再簽版權保護協議,在這些國家的互聯網、公共傳播領域(包括有線、無線電視和衛星傳播)、展覽、廣告、出版(書籍、報紙、期刊)以及任何類型的復制行為等方面保護中國視覺藝術作品版權。視覺藝術除了攝影,還有繪畫、書法等藝術門類。因此這些版權保護協議的簽署,不僅維護了中國攝影家的權益,也將目前尚無人對接的中國美術家和書法家等的權益事務一並承擔。一係列協議的簽署標志著中國視覺藝術的版權保護開始走出國門邁向世界,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

  2017年10月2日,全球視覺藝術家聯盟(CIAGP)理事會在美國紐約哈佛大學俱樂部召開,中攝權總幹事林濤(左四)與美國、英國、法國、西班牙、瑞典、日本、澳大利亞等7國簽訂版權保護協議,上述國家版權保護組織的掌門人悉數出席簽約儀式。該協議約定將率先由這7個國家先行啟動對中國攝影家的版權進行保護,在這7個國家的互聯網、公共傳播領域、展覽、廣告、出版、租賃和租借、任何類型的復制以及私人復制等多個領域為中國的攝影家收取使用費,並把這些使用費給中攝權來轉付。

2018年6月,中攝權應邀赴華沙出席國際作者作曲者協會聯合會(CISAC)全球大會。

  目前,中攝權正在積極為2019年加入全球最大的版權組織——國際作者作曲者協會聯合會(CISAC)做最後努力和準備。若能如願,今後中攝權每名會員都可獲得一個由CISAC統一編制,適用于國際范圍的ID編碼,憑此可以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品使用稿酬,從而推動中國攝影版權保護水平再上新臺階。

  2010年11月,中攝權獲得世界知識産權組織最高獎——版權金牌,總幹事林濤(右二)接過世界知識産權組織總幹事開瑞(右一)頒發的獎牌。

  “不要人誇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十年砥礪奮進,十年春華秋實,中攝權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韌勁,推動了中國攝影維版權事業的開拓與發展。如今,國家法制建設和國家版權政策的制定,都會徵求代表中國廣大攝影人權益的組織——中攝權的意見。攝影人在這裏見證了自己尊嚴和藝術的價值,更多的中國出版機構逐步認識到中國有這樣一個攝影人權益保護組織的存在,認識到他們自身應當履行的義務;世界在接納它,各國的版權機構為了本國攝影家的利益和對方國家攝影家的利益維護,正在與中攝權一步一步地走近洽談和連手合作。

  2018年,中攝權與北師大出版社正式簽訂協議,協議約定,北師大出版社將攝影作品稿酬轉交中攝權,並由中攝權向攝影家轉付,此協議的簽訂標志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法定許可”法律規定頒布近二十年來,有關攝影作品的使用付酬規定得到了進一步執行,作為著作權人的廣大攝影家將成為這次簽約活動的直接受益者。

體現著攝影元素的優秀首席代表紀念章受到了首席代表和攝影家的歡迎。 


  2018年,中攝權與北師大出版社正式簽訂合作,協議約定,北師大出版社將攝影作品稿酬交中攝權來向攝影家轉付,廣大會員攝影家將成為這次簽約活動的直接受益者。


  中攝權限量鑒證書具備多重防偽:1、兩條防偽安全線;2、熊貓竹子圖案水印;3、紫光燈下可見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logo暗印;4、證書中間ICSC內設置微縮防偽底紋;5、英文ICSC和協會印章,在紫光燈照射下呈現熒光效果;6、立體燙印“限量鑒證”標識;7、掃描二維碼,即可查詢作品信息;8、唯一編號與作品背面編號相一致,在本會網站首頁輸入編號查詢作品信息 。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汲取智慧、繼續前行的力量。”再到改革開放50周年紀念時,中攝權的事業拓展將會如何?雖然充滿艱難,任重道遠,但我們依然堅定前行,相信明天一定會更美好! 

  本文圖片作者為:朱寶祺、萬戈、邢光明、郭玉明、吳承煥、張雙雙、陳黎明、陸佔林、蔡輝、屠小白、馬駿、王昕等。

  向為中國攝影版權文化建設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的各位領導和朋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

(編輯:白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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