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历： 

　　邵氏兄弟--邵醉翁(1896-1975)、邵邨人(1898-1973)、邵仁枚(1901-1985)、邵逸夫(1907-2013)，浙江宁波人，1925年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从事影片的摄制与发行。1930年，邵仁枚、邵逸夫在南洋成立邵氏兄弟公司，经营影剧院和电影发行。1958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建立起一座辉煌的电影王国。邵氏兄弟80年间共拍摄影片

　　1000余部，以商业娱乐片为主，但不乏佳作，有40多部影片获得各类电影大奖，创造了多个第一，如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武侠片《女侠李飞飞》、第一部片上发声的有声片《歌场春色》、第一部粤语片《白金龙》，开辟了黄梅调电影和新武侠片两种新的电影形式……

　　邵逸夫晚年大力从事慈善事业。1977年英国女皇册封邵逸夫爵士勋衔，他因此成为香港娱乐圈中获此荣耀的第一人。1990年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第2899号小行星被命名为“邵逸夫星“。如今邵逸夫仍在以98岁的高龄掌管着“邵氏“产业。

　　主要作品及贡献： 

　　获奖作品：在“亚洲影展”上获奖的有《貂蝉》、《江山美人》、《后门》、《花团锦簇》、《万花迎春》、《万古流芳》、《蓝与黑》、《珊珊》、《三笑》、《吉祥赌坊》、《大军阀》、《双星伴月》、《洪拳小子》、《少林三十六房》、《中华丈夫》；获得“金马奖“的有《杨贵妃》、《梁山伯与祝英台》、《武则天》、《小儿女》、《血染牡丹红》、《蓝与黑》、《烽火万里情》、《珊珊》、《十二金牌》、《水浒传》、《十四女英豪》、《倾国倾城》、《乾隆下江南》、《多情剑客无情剑》、《辛亥双十》、《七小宝》、《金玉良缘红楼梦》

　　其他主要作品：《立地成佛》、《梁祝痛史》、《珍珠塔》、《花木兰》、《白蛇传》、《唐伯虎点秋香》、《五鼠闹东京》、《狸猫换太子》、《孟姜女》、《珍珠塔》、《歌场春色》、《东北二女子》、《生机》、《飘零》、《挣扎》、《吉他》、《王先生》、《海葬》、《白金龙》、《独臂刀》、《金燕子》、《大醉侠》、《不了情》、《一毛钱》、《手枪》、《千娇百媚》、《大刺客》、《夺魂铃》、《刺马》等。

　　邵氏兄弟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走过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每一步，并且在每一阶段都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们的历史几乎是中国商业电影发展的缩影。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邵氏兄弟的崛起 

　　邵氏兄弟，宁波人，他们的父亲邵玉轩14岁投身颜料业，由学徒而掌柜，最终闯荡上海滩，开设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颜料行。当其1920年去世的时候，康有为、虞洽卿、谭延 以及曾任江浙总督的卢永祥等人纷纷为其题辞志哀。

　　邵玉轩生有五男三女，邵氏兄弟系指老大邵醉翁、老二邵邨人、老三邵仁枚，老六邵逸夫。

　　邵醉翁毕业于神州大学法律系，做过上海地方法院律师，后与友人创办中法振兴银行，任经理，同时还经营着颜料、绸布、纸业等商号30余家。1921年，他进入娱乐业，收购了戏院“小舞台”，改名“笑舞台”，演出文明戏，同时放无声电影。

　　与邵醉翁合伙经营“笑舞台”的还有张石川和郑正秋，第二年他们离开“笑舞台”，与周剑云、郑鹧鸪等组成明星电影公司，拍摄了轰动一时的《孤儿救祖记》。此事让邵醉翁看到了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形式的前途，遂亦决定投资拍摄电影。1925年6月，天一电影公司成立。

　　“天一”是一个纯粹的家族企业，从经营到艺术全部掌握在四兄弟手中。经营方面老大是经理，老二任会计，老三老六管发行。艺术方面也是兄弟齐上阵，公司成立头两年所生产的11部影片，基本都是邵醉翁执导，有9部是邵 人、邵仁枚独立或联合编剧，邵逸夫虽然还在美国青年会中学读书，但也又编剧又摄影，还协助导演拍片。惟一需要花大价钱聘请外人来做的就是演员。胡蝶以一部100大洋的酬金为“天一“演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义妖白蛇传》、《孟姜女》、《珍珠塔》、《孙悟空大战金钱豹》等影片。

　　邵醉翁集长兄、经理、导演于一身，性格固执倔强，在公司实行的是家长式管理。这种组织形式，避免了内耗，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影片的制作周期，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影片的竞争力。面对天一公司的迅速崛起，明星公司老板之一的周剑云发起和指挥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场有名的商战--“六合围剿”。他联合大中华百合、友联、上海、神州、国光五家电影公司组成“六合影业公司”，针对“天一“采取低、快、多战略，造成一些影片品质不好的现象，以抵制劣质影片相号召。对“天一“最具杀伤力的是，“六合”与包括南洋片商在内的电影发行商签订合约，规定如果经销“六合”的影片就不准再与“天一”合作。“六合”几乎占有中国电影市场2/3的江山，各发行商不敢得罪“六合”，纷纷拒绝经销“天一”影片。

　　为杀出重围，邵醉翁一方面派出发行人员在国内建立非“六合”院线，一面派三弟、六弟带着拷贝和放映机赴南洋开辟新的市场。

　　南洋片商不敢与“天一”合作，兄弟俩无奈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他们买了一辆大篷车，拉上放映机，到穷乡僻壤放映。他们在泥泞中跋涉，住在乡村小店里，有时甚至在树下露宿，艰苦备尝。不过，回报也是丰厚的。乡村的人们从没见过电影，对那些会动的影像给予了极大的热情，扶老携幼，穿村走巷前来观看。见此情景，一些小的片商和剧院老板开始经营“天一”影片。

　　在邵氏兄弟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时候，“六合”却因内部纷争而解体，邵氏兄弟赢得了最终的胜利。邵仁枚、邵逸夫兄弟没有再回上海，他们在南洋娶妻生子，并于1930年在新加坡注册了邵氏兄弟公司。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时局动荡，左翼电影兴起，导致“天一”市场萎缩，而1933年拍摄的粤语片《白金龙》却走红穗港南洋市场。鉴于此，邵醉翁对“天一“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决定南迁香港，以拍摄粤语片为主。1934年天一公司的绝大部分人员和设备移往香港，成立天一影片公司香港分厂(简称天一港厂)。

　　1936年，天一港厂的片库接连发生两次大火，几乎将之前所拍影片的母片全部烧毁，邵醉翁心灰意冷，遂返回上海，从此退出电影界。留守上海的邵 人到香港掌管天一港厂，直至1957年邵逸夫到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接手全部电影业务。

　　30年间，邵氏兄弟以股权与决策权异常集中的权力形态、兄终弟及的权力传承方式，协力同心，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这一时期，他们共拍摄影片100余部，拥有了100多家影院和10座大型游乐场及不少房地产项目。而如此雄厚的实力还只不过是未来邵氏电影王国的基础。

　　新瓶旧酒——邵氏公司的早期影片 

　　“天一“的第一部作品是《立地成佛》，邵村人、高梨痕编剧，邵醉翁导演。影片讲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军阀，在其爱子被打死后，得老僧指点，遣妻妾，散钱财，削发为僧的故事。邵醉翁力图以人的生、老、病、死和杀、盗、淫、妄、酒五戒为戏剧的核心，指点人生困惑。1925年10月22日，影片首映，针对当时追逐欧化时尚的社会风气，特别打出“本片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的广告语。

　　《立地成佛》之后是《女侠李飞飞》，影片以女侠李飞飞拯救一被诬不贞的弱女子为主要内容。这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片，“飞檐走壁之技，稗史野乘历见不少，然终出传闻未见目睹，今李飞飞片中眼见此项惊心动魄之绝技。“(该片广告语)但其道德诉求仍是“专崇侠义贞节，一洗时下淫靡浮嚣的恶习“。而接下来的第三部影片片名干脆就叫《忠孝节义》。

　　与这种文化、道德方面的保守立场相适应，“天一“影片多取材自民间故事、坊间唱本、京剧剧目、古典小说，如《梁祝痛史》、《珍珠塔》、《花木兰》、《白蛇传》、《唐伯虎点秋香》、《五鼠闹东京》、《狸猫换太子》等脍炙人口的影片，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的演绎和视觉表现。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国家存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左翼电影以及描写爱国、进步的影片受到欢迎。“天一“及时调整了市场策略，吸收了沈西苓、司徒慧敏、吴印咸、汤晓丹等左翼文化人加入创作队伍，拍摄了《东北二女子》、《生机》、《飘零》、《挣扎》、《吉他》、《王先生》、《海葬》等反映现实的、有积极意义的影片。但是，由于转变只是一种市场策略，当1933年11月发生“电影界铲共会“捣毁艺华影片公司事件后，“天一”便开始倒退。南迁香港后，就完全回到通俗与娱乐的老路上了。

　　“天一”影片力倡旧道德、旧伦理，表现形式却一直引领潮流。如《女侠李飞飞》带出银幕上一片刀光剑影；《梁祝痛史》、《珍珠塔》之类的稗史片引发了一场竞争激烈的古装片热潮；喜剧片《王先生》开创改编漫画为电影的中国纪录；1933年上映的《白金龙》开粤语片先河，其掀起的粤语片热潮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初，奠定了香港电影业的基础。

　　“天一”也曾率先开发电影的声音和色彩。1930年10月29日，“天一”的有声片与观众见面。这部名为《歌场春色》的影片，是中国本土摄制的第一部片上发声影片。色彩方面，邵氏兄弟同样走在前面。创业作《立地成佛》已经以彩色(染色)相号召。1932年开始试拍五彩片，内容是游艺大会的一段节目，由明月歌舞社的王人美和黎莉莉演出。虽然由于器材的原因试验不太成功，但这种不断的追求和实践已足以表现邵氏兄弟的远见。

　　电影史学者认为，上海的市民文化是中国早期电影的灵魂。当年邵醉翁还不可能有如此明确的认识，但商人的直觉使他将“天一”影片的观众定位在一般市民。市民阶层固然三教九流，但文化道德的保守与对视听娱乐的追求却是共同的。“天一”影片的“新瓶旧酒”现象正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并在这种文化土壤里得其所哉。

　　黄梅调电影与新武侠片 

　  ——铸造“邵式”辉煌的双璧 

　　20世纪50年代中，邵逸夫与三哥邵仁枚在南洋的电影发行业务蒸蒸日上，而二哥邵 人在香港的制片业务却停滞不前。三兄弟商量后，邵逸夫到香港接管制片业务。1958年，邵逸夫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负责拍片，而邵氏父子公司只经营影剧院和影片发行。

　　当时，坐香港电影第一把交椅的是南洋商人陆运涛主持的电懋公司，邵 人便是在“电懋”的压力下萌生退意的。邵逸夫上任后，审时度势，针对“电懋“以时装片为主、且尚未大规模发展彩色片的现状，发挥自己自“天一”以来大量拍摄古装片的优势，定位于主打大制作的彩色古装片，并提出“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口号。被他选来打头阵的是李翰祥和它的黄梅调电影《江山美人》。

　　李翰祥有着很好的美学素养和古典文学功底，他在1956年拍摄第一部黄梅调电影《貂蝉》，既创造了30万港元的票房收入，又赢得了亚洲影展的五项大奖。这是邵逸夫重用他的基础。当然，这也是一个颇具风险的决定，因为此前香港影坛的几部黄梅调电影，除《貂蝉》外都反应一般。

　　邵逸夫给予李翰祥充分的信任和充裕的资金，使他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美学构想。李翰祥也不负邵逸夫的期许，当《江山美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它那宏阔华丽、美仑美奂的影像，它那史诗式的风格，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该剧由被称为“港台黄梅调第一功臣”的王纯作曲。王纯以黄梅戏唱腔为主体，糅合了江南小调和流行歌曲的元素，用单纯的曲调创造了一种醇厚婉转的意蕴，使得其中的一些唱段，如《扮皇帝》、《戏凤》等流传至今。

　　《江山美人》受到空前的欢迎，获得了1959年度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从此黄梅调电影走红港台20余年，其中“邵氏”作品有30余部，占港台黄梅调电影总产量的3/5，比较著名的有《梁山伯与祝英台》、《武则天》、《杨贵妃》、《三笑》等。邵氏的黄梅调电影不但成为黄梅调电影美学的塑型者，也直接定义了这个类型在电影史上的意义。其受欢迎程度还在电影史上留下不少笑谈。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映的时候，一位老太太看了120遍。反串梁山伯的女影星凌波到台湾访问，万人争睹，人散之后，地上遗落了不少眼镜、发卡、鞋子。

　　邵逸夫以黄梅调影片俘虏了女性的芳心后，又以新武侠片建立了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消费群体。新武侠片是相对兴起于二三十年代的老武侠片而言，它与老武侠片最大的不同在于“以真实的动作，立判生死的打斗，代替过去虚假的、神怪的、舞台化的武打和所谓特技。“ “邵氏”新武侠片的代表人物是张彻和胡金铨。他们差不多在同一时代革新了武侠片，今天都被视为新派武侠片的宗师。

　　张彻新武侠片的开山之作是《虎侠歼仇》，奠定其武侠片地位的是《独臂刀》，而张彻自认为直到1968年的《金燕子》才真正建立了个人风格。张彻的影片被誉为“阳刚“武侠，其中鼓荡着令人血脉贲张的豪情壮志，突显的是男人的情谊和惨烈的结局。这种雄性的气息将男人们拉进了影院，《独臂刀》成为“邵氏”第一部赢利超过百万的影片，也第一次令男影星的地位超过了女影星。

　　胡金铨虽然只拍摄了一部《大醉侠》，便因与邵逸夫意见不和而离开了邵氏公司，但是，这部描写一个平素形如乞丐，关键时刻才露出大侠本色的另类大侠的影片却被认为是“1965至1966年间新派武侠片中成绩最美满的一部”。将近40年后，2002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大醉侠》与金-凯利的《雨中曲》、黑泽明的《影武士》等在“旧片重放”环节放映。该环节是为回顾电影史上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片作而设立的，由此可见《大醉侠》在电影史上的经典地位。

　　除了主打古装片和武侠片，“邵氏”的其他类型影片也有很大成就，如文艺片《后门》、《不了情》、《一毛钱》等，如以“彩色阔银幕”相号召的歌舞片《千娇百媚》、《花团锦簇》、《万花迎春》等都是叫好又叫座的影片。

　　自1950年到1985年，“邵氏”共生产影片1000余部，完全覆盖了香港、台湾和整个东南亚，并打进了欧美电影市场，建立了其在华语片市场无人可以匹敌的王者地位。

　　“东方好莱坞” 

　　——邵逸夫的经营之道 

　　1965年，邵逸夫建成了自己的“梦工厂”。这座坐落在香港清水湾海边的“东方好莱坞”是亚洲最大的影城，占地100万平方英尺，有12个现代化的摄影棚，有设备先进的暗房、彩色中心、印刷厂，有功能完备的办公大楼、四幢宿舍、三个食堂、一家迷你银行、几十辆交通车，有1500多名员工、无数的特约演员、100多匹良驹宝马、10余万件道具、94个高13英尺的衣柜，还有5个永久性的唐街、宋城，以及遍地的楼阁亭台、小桥流水和古今中外的各种建筑……

　　在这一切之上的是雄踞山顶的邵逸夫的豪华别墅。尽管邵逸夫不常住在里面，但却是一种象征，六叔(公司的人都这样称呼邵逸夫)像一位高高在上的国王，俯瞰着他的疆域，以高度集权的方式指挥着这座现代“梦工厂“的庞大流水线。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一个零件，以导演为中心组成一部部机器，邵逸夫的工作就是把零件放在合适的地方，让机器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当一种产品受到欢迎，他便会迅速地批量生产，他有过一周拍摄一部影片的纪录。不要说萝卜快了不洗泥，黄梅调电影的经典《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不过是用两周时间拍摄完成的。当时，邵逸夫得到消息，“电懋“正在拍摄《梁山伯与祝英台》，立即决定赶在对手之前拍一部同名影片，抢占市场。他腾出所有摄影棚，聚集了以李翰祥为首的五六名导演，不可思议地在两周内完成了一部大制作的彩色影片，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他的运作非常成功，李翰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迅速红透港台东南亚，当“电懋”的影片投放市场已乏人问津。

　　邵逸夫从不讳言他是把电影当作一项生意来经营，而不是作为艺术品来打磨。他说：“我要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我不敢肯定这套戏有多少人看。少人看的戏就少人得益，所以，我宁愿向大家都中意的娱乐片着手。”但是，邵逸夫又不仅仅是把电影当作一种赚钱的工具，而是把它作为一项事业来追求。邵逸夫的座右铭是：“我喜欢不停地工作，工作是我的嗜好。我永不会退休。成功之道要努力苦干，并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运气只是其次。我深深体会到拍电影是很大的刺激，它能带给我无穷的乐趣，这正是推动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每天早晨6点钟邵逸夫准时起床，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6小时以上。处理日常事务之外，他的主要工作是看电影。有人说邵逸夫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在邵氏影城他办公室的旁边，有一间试片室，试片室的最后一排有一张舒适的沙发，他每天要在这里坐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最高纪录是一天看9部！他对记者说：“我天生喜欢看电影，国语片、西片、日本片、西班牙片、印度片、意大利片、德国片、法国片、墨西哥片我全部都看。“这其中还包括他邵氏公司出品的好看的或不好看的影片。他要通过观看这些影片，去了解影业行情，去研究人家如何作秀，去揣摩观众的口味，去发现新的选题。例如在创制新武侠片的时候，邵逸夫就常常放意大利黑帮片、日本剑侠片和美国007影片给员工们看，以资借鉴。邵逸夫说“我天生喜欢看电影”，其实是一种执著和投入的表现。没有这种执著和投入，就不会有他的电影王国。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视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进入大众娱乐领域，电影业逐步萎缩。邵逸夫也逐渐减少了拍片数量。至1985年，他完全停止了影片的摄制，清水湾的邵氏影城也租了出去。在此之前，他已经像当年邵醉翁对电影的敏感一样，毅然转向电视业，于1980年担任了香港无线广播电视(简称“无线”)董事局主席。

　　一代电影王国，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而产生而发展而辉煌而陨落，但是留在几代人记忆中的东西永远不会消失。有人曾用诗意的语言回忆当年观看邵氏影片的情景：“我就是这样拖着母亲的手，在住处附近的乐都影院看了很多'邵氏'电影。印象中很少看黑白片，大概当时都更喜欢那'综艺体彩色阔银幕'的感觉，看完了把银幕上的千娇百媚花团锦簇金雕玉砌，都一并打包带回家去，在一个又一个悠长的下午慢慢消耗着，等待下一次的'盛宴'”。

　　“邵氏”王国，不可复制的历史存在。

　　“邵氏”王国，永远的美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