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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與“詩教”

時間:2019年02月25日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劉冬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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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經》在一代又一代學人的不斷詮釋中,逐漸形成為一部具有政治、道德、倫理,以及禮儀、音樂、文化綜合教育意義的經典著作,在塑造中華民族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詩》在周代社會有著崇高的地位,它既是文化、禮儀的教科書,也是外交場合使用的交流工具,滲透于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因而,周人特別重視《詩》的教與學。周代的學校分國學和鄉學兩極,詩歌教育主要是結合禮樂教育進行的。當時的習禮、習舞、習樂等活動常常與詩歌教育結合在一起,《詩》的教與學的設置非常體係化:

   一、“詩教”按詩歌特點係統進行。《周禮·春官·大師》:“大師掌六律、六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是説樂官在教國子《詩》時,按照《詩》的分類特點和創作手法分科教學,特別注重從道德、禮儀和音樂上引導。

   二、“詩教”依年齡循序漸進。《禮記·內則》謂:“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禦。”國子十三歲開始學習音樂,誦讀《詩經》,練習《韶》舞,年齡稍長再學習《象舞》。經過幾年學習後,國子們“六藝”之事就能略備基礎,在二十歲時進入大學階段,據《禮記·學記》記載:“大學始教”要開始學習《小雅》,重點演習《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首詩歌,以明了為官之道和君臣一體。

   三、“詩教”與“樂教”緊密結合。據《周禮》所載,大司樂向國子傳授“樂德”“樂語”“樂舞”。其中“樂語”之教包括“興、道、諷、誦、言、語”,“諷”與“誦”是要求學生能背誦詩歌、創作詩歌,以詩言志、以詩諷諫。《墨子·公孟》所説的“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描述的正是以多種方式學習《詩經》,以及在各類典禮場合中使用《詩經》的景象。

   四、“詩教”還被廣泛應用于現實生活。當時社會祭祀、宴飲、舉行射禮等場合都要歌《詩》。歌《詩》並配以禮、樂、舞蹈,是為了培養受教育者“動輒以禮”的意識,形成對個人品德、言語、行動的自我約束。如在《儀禮》鄉飲酒禮儀式中,就伴隨著《詩》樂的吟唱和演奏,整個活動就像一場規模宏大的禮樂演出。人們通過觀看、體驗鄉飲酒禮歌《詩》的每一個藝術化環節,受到禮樂熏陶,並要通過一鄉一地的努力,使得普天之下都在禮樂的影響中。

  《詩》與禮、樂結合,借助藝術形式的詮釋,就成了禮儀教化的理想載體,旨在培養出美善合一的理想人格。“詩教”也因此逐漸成為社會倫理道德和文化建設的重要部分。

  《詩經》文本結集後,不同時期的學者,從各自不同立場出發,對《詩經》進行了功用各異的闡釋。聖人孔子就特別重視“詩教”,《論語》和《禮記》中就多次記述孔子與其弟子談《詩》,或稱引《詩》中詞句。那麼,孔子教《詩》的目的是什麼,要使學生達到什麼樣的思想境界呢?《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孔子對“詩教”的重視,是基于其對詩歌本身所具有的社會功用的理解和詮釋,即運用“溫柔敦厚”對社會進行禮儀方面的熏陶、規范。

  孔子在教導自己的兒子孔鯉時就曾説過:“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強調的正是通過學習《詩經》獲取語言能力的重要性。孔子更將“詩教”與人格修養之間的關係提煉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認為君子人格的修養是從《詩》開始,以禮為依據,由音樂來完成的。詩、禮、樂在此渾然一體,凝練成厚重典雅而不失翩翩風度的君子人格。在孔子眼裏,“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對此,蔣伯潛就認為:“誦《詩》授政,期其能達。蓋《詩》之抒情美刺,可藉以練達人情,洞明治理,然後可以‘專對’期。且謂‘不學《詩》無以言’者,其故可深長思矣。”(蔣伯潛《十三經概論》)

  通過孔子的詮釋,《詩經》不僅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必讀之書,也是人們“洞明治理”的必備教科書。其中的“洞明治理”,既包含了參照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內涵,又包含了用之以關照現實社會的厚重責任感。同時,孔子所言“達”于《詩》的目的,在于“使于四方”之時,用于“專對”。

  賦詩言志是春秋外交享宴中的重要禮節,這在《左傳》中有很多記載。如晉公子重耳在秦,穆公享之,《左傳》載:“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六月》之詩乃是讚美尹吉甫佐周宣王伐獫狁、匡王室之詩。賦《詩》者依據自己的理解,或全面、或借用、或詭用于各種外交和禮儀場合,《詩經》文本轉而又成了國家外事交往中屢試不爽的寶典。

  由于孔子弟子眾多,加之孔子“聖人”的特殊地位,他對《詩》所持的態度和評價,遂被弟子以及儒家後學傳揚開去,《詩》也就成為儒家研習的重要典籍。《孟子》一書中引《詩》為説共計36次,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詩學主張。《荀子》一書引《詩》論《詩》80余處,更注重詩書的學習與聖人之教的關係。荀子曾經在戰國時期著名的稷下學宮“三為祭酒,最為老師”(《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十分重視傳統經典教育,把《詩》與《書》《禮》《樂》《春秋》作為主要的教學內容。荀子晚年曾在楚國蘭陵傳經,對《詩經》流傳作出了重要貢獻。可以説,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對《詩三百》“由詩向經”的歷史演化,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

  漢武帝後,儒家思想佔統治地位,尤其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係,詩被視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大序》)的工具。《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常常直接引用《詩經》中的詩句,作為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有些詩章更構成了其敘事的有機組成部分。如司馬遷在《史記》中就體現出了寓評價于引《詩》之中的這一特色。他在記述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過程中,往往適時地徵引《詩經》中的某些詩章來表明自己的看法,這些被徵引的詩章,既作為了記述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又流露出了他自己的褒貶傾向。《魯周公世家》中在記述周公輔佐成王,東徵管、蔡的歷史過程時,就引用了《詩經》中的《鴟鸮》,不僅寫出了周公在被流言惡意中傷以及被成王誤解的情況下,仍然忍辱負重、忠于王室的寬廣胸襟,同時表明了司馬遷本人對周公在武王病逝、成王年幼的情況之下,獨力支撐周王朝、維護新生政權這一歷史行為的充分肯定。于是,《詩經》文本成了歷代史家認識歷史、觀照社會現實的理論依據。

  通過先秦至漢代儒家的係統闡釋,《詩經》的禮樂教化功能得到了空前提升,成為國家文化經典文本,為中華民族“溫柔敦厚”、詩禮相承的民族特色構建,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劉冬穎,係黑龍江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春秋戰國經典詮釋學考論”成果) 

(編輯:陳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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