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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有“刻意”為之 焉得“自然天成”

時間:2019年02月20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嵇紹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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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有“刻意”為之 焉得“自然天成”

——談書法藝術中的“刻意”審美觀

快雪時晴帖 王羲之 東晉

鴨頭丸帖(局部) 王獻之 東晉

書譜(局部) 孫過庭 唐

  “刻意”,在傳統典論中,除有特意、故意含義外,還有潛心致志之意。如《莊子》中“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南朝劉勰《文心雕龍》中“才穎之士,刻意學文”。但在傳統書論中,出于某種社會文化背景和心裏需要,書家們大多排斥“刻意”,多解讀為特意為之,而忽略專一心思之構。漢趙壹《非草書》中説“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蔡邕《筆論》中説:“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都將不勉為其難、追求自然天成作為一種理想矢志追索。

  這一理想源于道家理論精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的含義玄妙莫名,簡言之,就是宇宙萬物本源有個“道”,“道”按照自身規律無拘無束活動,沒有任何目的、功利與意識,也不需要任何外力推動、加工和修為。將《莊子》中描述的“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作為藝術宗旨始于魏晉,鐘嶸在《詩品序》中提出:“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指出藝術創作不要以詞害義,不要無病呻吟,應自然地抒發自己內心真切情感,這樣才能成為高韻雅文。

  應該説,這種不鑿以痕跡而自顯本性、不刻意經營而求期然相會,十分吻合書法家們反對矯飾虛偽、主張返璞歸真之敏銳心靈,于是排斥“刻意”便被作為書法標桿與品質而被仰視之、追慕之,在言語上大加褒揚,在理論上累加贅述。以晉為例,一方面,書法家們信奉書法“感物通靈”,衛鑠在《筆陣圖》中説:“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楊泉《草書賦》中説“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另一方面,誇談“自然天成”,王僧虔《書賦》中説“手以心麾,毫以手從”,則“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沉若雲鬱,輕若蟬揚”,認為書法應隨手隨心,行筆如三春風光雲卷雲舒,連帶似蟬聯一般不斷綿延。再一方面,有意識地拒絕精雕細琢,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説:“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甚或提出與那種“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的書法家“不相為謀”。

  客觀而論,這種藝術審美提出,有著深刻社會和人文背景。一是針對統治階級禮樂制度欺騙性而言。春秋秦漢社會禮樂隆興,繁文縟節,刻意借助伎器巧具以愚弄眾生蠱惑人心,為此,道家認為禮樂違道失真,雖有炫目外表卻無實質內容,于世非但無益反而有害,倡導順其自然才是人間大道,只有不事矯飾才是人間至美。《老子》中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正是對這種社會局面的反叛。二是針對奮進有為的消極成分而言。入世擔當、有所作為是世人普遍夢寐以求的理想,但魏晉士人卻認此為無聊不堪,偏激誇大其弊其害,更深程度上不能不説是出于某種心理安慰和自我解脫之需要。《世説新語》中記載:有人問名士殷浩“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他答説:“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污。”此言當時廣為流播,其心態昭然若揭。三是針對傳統偶像的標榜與崇拜而言。氏族宗法血親長期延續,使得民族形成強烈“偶像”意識,在汗牛充棟典籍中充滿著對聖王先賢讚美之辭,這種意識在書法中亦表現突出,“相見只言秦漢事”,對秦漢書法家極端推崇和向往。而在魏晉,隨著自我意識高揚,眾多名士産生“看透偶像”心態,掀起否定和推翻傳統偶像思潮,因此推崇自然、讚譽天成便成為眾口一詞。王羲之《自論書》説:“吾書比之鐘、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不崇禮膜拜偶像,以自然為師,一時遂蔚為時尚。

  也許,“自然天成”僅僅作為書法理想,似一面旗幟高高矗立在書法家奮進的前方,永遠可望而不可抵達;而“刻意”確似書法家堅實的屐履,盡管時有鄙夷但卻無法拒絕,總是深深鐫鏤在書法演進的年輪中。晉虞龢在《論書表》中記載:“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嘆曰:‘小人幾欲亂真。’”就僅是書法家臨寫摹拓之故事,而從藝術創作過程來看,幾乎所有書法家都在艱辛磨礪中留下“刻意”印記,閃爍在書法歷史星空中。

  如果點畫調勻、上下均平、絕慮凝神、心正氣和是自然天成的創作境界,那麼,書法史上有些書法家並不附和這一套路,他們刻意變革,走上全新的創作之途。唐張懷瓘《書議》記載王獻之對王羲之説過一段話:“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合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改體”正是書法家刻意為之的重要體現,王獻之有別于王羲之,成為刻意改體的范例。他既吸取父親草書乳養,又刻意獨步,加大草書空間變動,重視單字結構之間引帶連結,增強章法連綿和空間視覺動感,雖有後人譏諷為“舉體沓拖”,但恰恰是他刻意變革最成功奧妙之處。有些書法家刻意將書法作為感情抒發的載體,以非常態情感來創作激越動人作品。唐韓愈不但主張書法要抒情,而且將“抒情”放在首位,疾呼“獨抒性靈”來排斥其他書法功能,在《送高閒上人序》中他説“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極其讚賞張旭將異端情感融化于書法點畫線條之中,全然躍出“自然”軌道與“天成”規則。明徐渭亦刻意反秩序、反自然、反天成,其書風大多醉酒巫風、蓬頭披發、踉蹌跌頓,字字輕重無度、枯潤難料、亂象叢生,刻意通過“變態”線條、唐突結體以及狂放怪誕章法,表達躁動不安靈魂和偏頗強烈情緒。有些書法家刻意追求神韻,認為韻味也是可切可磨、可掌可握,宋蘇軾在他《書黃子思詩集後》就提出“發纖濃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的書法創作主張,將藝術中樸與華、淡與濃兩種對立看成可相互滲透、相反相成關係,刻意追求用墨豐腴、筆畫舒展筆法和綽約閒適、嫵媚可親之神韻。

  “刻意”在書法審美上同樣“舉足左右,便有輕重”,雖沒有像“天成”被書法家追捧,但也從未被書法家奚落打入“冷宮”,更多則是作為輔翼以與“天成”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劉勰《文心雕龍》既強調自然天成,但也強調“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採附聲,亦與心而徘徊”,認為刻意匠心同樣是藝術創作的前提。魏晉之後書法家更多地看到,書法雖然千姿百態但畢竟有范本模式,雖然意趣橫生但依然有內在規約,雖然極為自由但不能為所欲為,苦心臨寫、反復推敲、刻意貫注是通向“自然天成”不可逾越之坷坎。晉庾子嵩理性地看到這種前後因果關係,《世説新語》記載:“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間。’”有唐名僧皎然,對藝術重要貢獻就是提出“取境”説,所謂“取境”就是“苦思而冥想”,他認為應該“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在他看來,“天成”並非神助,也不是守株待兔而能濟事,是刻意“積思”和“精思”之必然結果。對這種審美關係,現代美學家宗白華在《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中有過總結,那就是作者“要透過秩序的網幕,使鴻蒙之理閃閃發光。這秩序的網幕是由各個藝術家的意匠組織線、點、光、色、形體、聲音或文字成為有機諧和的藝術形式,以表出意境。”説的正是無有“刻意”,“自然”將無從談起,有了“刻意”,“天成”將計日可期。

(編輯:王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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