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劇照。

《我和我的祖國》劇照。

　　“年輕人是未來，誰放棄了年輕觀眾，就是讓藝術走向死亡。”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視協副主席高滿堂對當下影視劇創作發聲。他認為，主旋律創作必須尊重多樣化，必須要有相當的市場因素。“我們要爭奪這塊市場，就必須尊重年輕人的審美習慣，讓他們接受，讓他們喜歡。要讓觀眾愉快地接受，確實考驗了一個寫主旋律的創作者。好的主旋律作品，應該先有意思再有意義，而不是很有意義沒有意思。”

　　“如何讓更多主流聲音叩響青春的心靈”，這一話題隨即引發業內人士熱議。在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張國濤看來，高滿堂的觀點正在被創作者有意識地運用到當下一批主旋律影視作品的創作中。以最近播出的扶貧攻堅題材電視劇《花繁葉茂》為例，該劇在青年人雲集的嗶哩嗶哩網（以下簡稱“B站”）獲得了極高的評分與觀看量。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尹鴻認為，影視劇的年輕化發展，實則是一種與時代審美、時代價值積極對話産生的自我革新。與此同時，他也發出提醒，源于創新的“新主流”作品，切不可在對商業化的過度追求中，陷入模式化、同質化的窠臼。

　　“我”的浮現，平視的視角，成就英雄主義與當代青年的暖心相遇

　　近年來，《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等銀幕大片，用看點十足的類型化敘事與高度的工業化水準，打通了商業片、文藝片與主旋律片之間曾經堅不可破的壁壘，成為青年人的熱議話題；電視劇領域也出現了《雞毛飛上天》《大江大河》《破冰行動》《新世界》等一係列將主旋律奏成“最強音”的爆款。

　　有意思的是，電影《我和我的祖國》之前曾定名為《我的祖國》，最終在總導演陳凱歌的要求下改名為《我和我的祖國》。這個小小的細節，是當下主旋律題材影視劇創作理念轉變的一個縮影：英雄並非天生崇高，只是平凡人基于責任的取舍與抉擇；“我”的浮現，讓觀眾在英雄身上看到自己，一個個小人物代替耳熟能詳的大英雄站到臺前，使得英雄主義與當代青年人暖心相遇。

　　銀幕大片之外，一批主旋律電視劇也“更新”了語言，鮮活不説教，讓年輕人頻頻感嘆：“原來是這樣！”最近在B站上走紅的電視劇《花繁葉茂》便是典型一例。這部聚焦鄉村，講述脫貧致富，沒有偶像明星的主旋律電視劇，不但獲得了年輕人的彈幕、投幣、轉發，還贏得9.4的超高評分。生動細節造就的情節陌生感與人物親切感，是讓觀眾買單的關鍵。劇中一幕，村民馬老三為要回工錢使出苦肉計，佯裝要跳樓，大家久勸不下。在眾人無計可施之際，村支書唐萬財心生一計，在遞給馬老三的包子裏裝了點瀉藥，將其順利勸下。充滿“笑果”的機智手段，成為傳得開的網絡段子，也讓劇中這位基層幹部的形象更加立體生動。

　　“當下一批主旋律影視劇中的人物，跳出了概念先行的臉譜化塑造，充滿了個體生命的豐富性與豐盈感。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承載了時代與生活背景的‘烙印’。讓觀眾在感動之余，會心一笑”，尹鴻認為，強大的共鳴感，是這些主旋律人物走進觀眾內心的關鍵。

　　當代年輕人差異性很大，變化也很快，“新主流”影視要警惕創作的模式化

　　業界將這類擁有人性化色彩、平民化視角、情感化表達、類型化策略的主旋律作品定義為“新主流”。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就有《決勝法庭》《新世界》等多部主旋律電視劇在單一電視頻道收視突破2%。超高的收視當然與疫情下的客廳文化回歸有關，但同樣折射出觀眾對優秀主旋律題材的需求、喜愛與認同。

　　不過，在文化學者看來，當下的主旋律影視題材創作也有要規避的誤區，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創作的同質化與模式化傾向：當某一種內容模式獲得高度的市場認可後，一些創作者便會復制成功模式，照搬形式套路。比如，喋血英雄模式火了，大量“打戲”便蜂擁而至。

　　“青年文化的一大特點就是變化迅速，年輕觀眾今天喜歡的，明天未必喜歡。當下的90後、00後群體個體差異很大，眼界開闊，他們不會被某種觀點裹挾，對于敘事套路與單一向的説教，比前幾代人更為敏感。”在尹鴻看來，“新主流”的創作要試著與青年一代的內心成長規律對話，而非片面迎合商業模式，這就要求創作者時刻保持對生活豐富性的高度敏感。

　　在學者看來，年輕人成長過程中“叛逆”與“反傳統”並不是主旋律表達的禁區，反而能成為打通主流表達與青年審美的通衢。當年一部正劇《亮劍》在B站走紅，引出諸多青年人自發的二次剪輯衍生創作文本，打動青年人的正是主人公李雲龍身上，那股子善于打破陳規的闖勁；“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反叛精神讓哪吒這一傳統神話人物綻放出新的生命力，《哪吒之魔童降世》也因此成為爆款，贏得當代青年觀眾的情感認同。將與主流價值並不統一的青年文化、青年審美，引向成熟、崇高，是“新主流”的最大課題。（記者 張禎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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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羅沛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