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基層幹部一邊抱怨形式主義，一邊身不由己搞形式主義的時候，我們應該警惕，這已不是個別人的問題，決不能等閒視之。只有在每一個環節都“實”字當頭，才能真正杜絕用假成績糊弄上級、用假把式糊弄群眾、用假反省糊弄組織。

　　未及時接聽巡查組電話，被問責處分；扶貧手冊中寫錯兩個標點符號，登上“黑榜”被全縣通報；本是可以批評教育的輕微違紀，但為了“湊數”還是給予了黨紀處分……近來，各地一些執紀簡單化、問責粗線條甚至亂問責、錯問責、問錯責的現象冒頭，雖然事後相關處理均被撤銷，卻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

　　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問責，是為了將工作失誤和不良作風及時揪出來。這不是褒獎式的“錦上添花”，而是懲戒式的“當頭棒喝”，尤其需要秉持公正客觀的態度。有什麼問題就查什麼問題，問題多大處罰就多重，一切要嚴格按規矩來。反之，倘若為了問責而問責，甚至出現“泛化問責”傾向，不僅無益于問題解決，還會讓被問責幹部內心有結，其他黨員幹部感到不公，完全無益于作風建設。

　　問責“跑偏”“脫靶”，究其根由莫不是形式主義作祟。正如有基層紀檢幹部在接受採訪時無奈表示，他一年被要求辦5個案子，但街道層面幾乎查不出“大問題”，只好到處翻騰“小線索”。“哪個社區普通黨員被查到賭博，就追加一個小處分，既完成了任務，也不得罪人。”事實上，這種糾結心態映射到一些黨員幹部的日常工作中，恐怕更具有普遍性。比如都不願成天泡在會場，但大會小會還是要反覆開；都明白“痕跡主義”要不得，但各種記錄一本不能少……凡此種種，讓人不禁要問：形式主義究竟有怎樣的魔力，能夠讓那些明明反感它的人，深陷其中而無法擺脫？

　　正所謂“不怕人無我有，就怕人有我無”，形式主義之所以位列“四風之首”，很大程度就在于其暗含“不能落于人後”的壓力。以問責為例，在一些地方異化成了矯枉過正。當大家都在為了轟轟烈烈的形式而加碼，甚至上綱上線時，那些問題數量“不達標”的，面子似乎就有些挂不住，不得不隨波逐流“搞形式”。在從眾心理影響下，誰都不想因為“落單”，而成為“負面典型”。

　　形式主義還往往頂著特別大的名頭，讓人無法反駁，似乎提出異議就是“政治不正確”。“下班期間洗澡失聯4分鐘”被斥為“給脫貧攻堅工作造成嚴重不良影響”，教師假期自費聚餐被批評“與作風建設要求格格不入”……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這樣的傾向：哪怕是指甲蓋大小的問題，也要盡量往大里講、往重裏説，否則就顯得不嚴格、不端正。

　　更值得警惕的是，形式主義本身還有利可圖、有機可乘。細數形式主義種種表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專做那些看著漂亮、影響力大、能給領導留下印象的事。在這種風氣侵蝕下，搞形式成了彰顯“積極作為”的一條捷徑，“會幹的不如會吹的”更成了一種潛規則，“幹老實事，説老實話”的人反而吃虧，這無疑是惡劣的負面示范效應。

　　當基層幹部一邊抱怨形式主義，一邊身不由己搞形式主義的時候，我們應該警惕，這已不是個別人的問題，決不能等閒視之。從這個意義上説，根除形式主義僅靠一紙文件層層轉發並不能奏效，必須扭住“實”字用功發力。只有在每一個環節都“實”字當頭，切實築牢遏制形式主義的“防火牆”，才能真正杜絕用假成績糊弄上級、用假把式糊弄群眾、用假反省糊弄組織，引導廣大黨員幹部把功夫用到察實情、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上。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就對形式主義予以批判：“形式主義是一種幼稚的、低級的、不動腦子的東西。”全面對形式主義説不，才能捍衛黨紀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張砥）

【糾錯】

責任編輯： 馬若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