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説文》從09年開始算起已有十幾年。上海是古文字研究重鎮，2015年我去華東師范大學讀碩士，就是想在書法篆刻之外，提升古文字的專業素養。中國文字博大精深，具有深厚的學術和藝術積淀。從時間跨度來看，可以分成以研究《説文》為代表的“傳統文字學”和以研究甲骨、金文等出土文獻為代表的“科學古文字學”兩大階段，彼此之間關係緊密又側重不同。所以我想把以前學習《説文》——即“傳統文字學”的一些心得做個小小的總結，將自己以前讀《説文》的眉批札記進行一番梳理，再重新進入到一個古文字的學習階段，當時便是出于這樣目的。  
在整理筆記的過程中，經朋友徐淵引薦，認識了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古文字學家劉釗老師。劉老師看過當時已整理完的三卷手稿照片後，認為頗有學術價值，並説將推薦此書出版。于是，在劉老師的鼓勵和幫助下，我重新調整筆記框架，按照一本書的體例進行增補和擴展，在碩士期間寫完了剩余十一卷內容，這便是呈現在眼前的《説文部首源流》一書。

我是溫州永嘉人，溫州素有東南小鄒魯之稱，文風鼎盛，其中書法一脈，薪火相傳，底蘊頗深，就民國以來，大家輩出，從方介堪先生開始，到後來的林劍丹、張如元、張索、陳忠康等書法家，他們在全國各地也有很高的影響力。正是這些前輩、老師所營造的書法氛圍跟土壤，給我們這些年輕後輩提供了特別好的成長環境。  
隨著學習的深入，我發現書法不是一個獨立技藝性的東西，不僅僅是一筆一畫將字寫好這麼簡單，也絕不只是“技法”。書法實際上與古文字一樣，它是一個邊緣學科，和很多東西交叉接壤，所以我在學習書法的過程當中，發現很多東西需要去彌補，例如古典詩詞的修養、古代文學和古漢語知識等等。我認為錘鍊技法固然非常重要，但無需強調，更不能停留于此，所以我在學習技法的同時，把更多的精力轉向書法之外的東西，尤其是和書法有著天然緊密關係的“（古）文字學”，發現書法與古文字這兩者之間確實有很多可以溝通的地方。

古文字學跟傳統文字學——“《説文》學”的研究重點是不太一樣的，《説文》統治“傳統文字學”2000多年的，對這個學科而言，《説文》是永不過時的經典。“古文字學”則是隨著甲骨、金文、簡帛等出土材料的考古發掘而出現的，到現在才100多年，所以它算是一個新興學科。這兩門學科的關係非常之密切，同時又不相同。狹義來説，文字學包含了古文字學，范圍更大。  
我在溫州的時候，學習古文字除了業師張如元先生外，幾乎無人可以交流。古文字著作像一塊硬骨頭，不像暢銷書那樣易讀，在學習、看文章的過程中，感到疑惑、不知道應該看什麼書、也不知道哪家觀點對錯時，也無人可以請教、探討和交流。于是我決定離開溫州，到外面去開闊自己的眼界。  
其次，在我們當下這個快餐式的時代，能坐冷板凳顯得尤為重要。但面對現實生活的壓力和各種誘惑，我們將如何抉擇，如何面對周圍人不理解的異樣眼光等等，這些問題可能有時候比學問本身帶來的困惑更大。我們畢竟是社會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獨居，所以面對這樣一個環境，自己要對自身有很清醒的認知，知道自己要幹什麼，也需要清楚所做的事情到底有什麼意義，先不説“高大上”的社會意義，哪怕只是對自身有意義，我覺得也是可以的，即所謂“古之學者為己”。

人的樂趣有很多類型，一種是停留在表面的感官快樂，例如人們看一部電影感覺很快樂，但是離開電影院後那種快樂也許很快便消失了。在藝術探索當中，苦與樂是同時並存的，往下挖得越深，這個過程便越苦，但是最後得到的快樂也是很深很持久的。就像我當初寫《説文部首源流》的時候，每天枯坐書桌前16個小時，如同苦行僧一般，但等到最後初稿印出來的那一刻，體會到當時所花的功夫，會有一種很歡欣的感覺，這種快樂我覺得對自己是一種非常強大的鼓勵和慰藉。  
還有一種樂趣，便是我們在寫一篇學術論文的時候，每當解決或推動了某一個問題，雖然過程是艱苦的，但其中的快樂也是難以與人言説的。  
對未來期待倒並不是那麼具體，也沒有特別去想過，我想大概還是會在古文字和書法這兩方面繼續不斷的深入學習、研究，遵循這兩個專業的學科規律與要求去下功夫，希望能發現更多可以溝通兩者的地方，然後去做一些實踐。同時希望自己能寫出更好的文章和著作、創作出更好的書法作品，也多參與教學，從中提高自己，帶出學生。但其實很少真正有時間去想未來會怎樣，只想一門深入，涵泳其間，且多耕耘，莫問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