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在精神病院》時，我曾長期深入精神病院中體驗生活，如果説一開始，沒有一點點顧慮和擔心，那肯定是假話。因為它畢竟和我先前的寫作題材是不一樣的。但我想，每一種新的寫作都是一場冒險，甚至可以説它就是一場“戰爭”。我作為一個寫作者，應該不斷越過壕溝與邊界，不斷地去開拓自己的疆域。所以，我對寫作過程中可能會承受的壓力和受到的傷害，沒有考慮太多。
創作這部作品，我的視角更偏重于現實生活，不是從病理機制去研究它，而是把它放在現實生活當中，把它作為“人”的主體放在裏面。通過觀察他們的精神活動、他們的日常生活，關注我們這個時代的某些生存現狀，從而去試圖梳理或者是碰撞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某些矛盾和症結。
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很多作品都是在揭示精神疾病的隱喻。他有一個短篇小説叫作《我只是來打個電話》，寫了原始主義傾向、宗教意義，以及由精神疾病引發的反思。而我的《在精神病院》最終想達到的，也和他有相同之處。我認為每個人都會面臨自己的生活困境，不僅僅是精神病人，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去思考如何面對它、戰勝它。

《重症監護室》是我的第一部長篇非虛構類紀實作品。我是出于對特殊群體的關注，開始投身于這類創作中的。人們對重症監護這個詞語，更多的是從病理上、生理上的了解。我在重症監護室生活過一年，如果把重症監護室比作長長的隧道，穿過這條隧道之後，我才能夠發現重症這個詞除了有病理上的意義外，還有其他的含義，比如人類學上、社會學上的意義，它應該涉及到社會的公平、人類大同這樣的一些話語在裏面。
創作《重症監護室》對我有很大的影響，讓我認識到作為一個寫作者，應該立足于我們的生存現場。比如説我的生存現場就是醫院。因為我是在醫院的一所學校上班，我每天都要經過我們的醫院。一個寫作者只有立足于他的生活現場，在這個現場中獲得的歡樂和痛苦才最扎扎實實、最有血有肉。一個作家，真的要有意識地把自己和萬世萬物、山川大地，和身邊的現實生活緊密相連，發生“骨肉相連”的牽扯，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這樣你寫出來的東西才可能是最有生命力的。

我覺得非虛構類文學作品是一種非常有活力的表達，應該帶有生活的體溫。我對我自身的要求是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夠忠誠于真實、忠誠于生活、忠誠于我自己內心情感的波瀾起伏，比如當下我們社會的生活形態在不斷發生變革，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一個非虛構類作家就要立足于現實、立足于未來，用醫學上的術語説就是你要為這個時代測一側脈搏、量一量體溫。
我今後還會去關注一些特殊人群，還會寫他們在生存當中遇到的困境和掙扎，會寫他們心靈的蛻變和成長，會寫出他們以最大的韌性尋求到的光亮、獲得的希望。

在創作《重症監護室》《在精神病院》之前，我曾出版過散文集《執手何須傾城》、《沽酒與何人》。比較起來，兩部散文集的寫作路徑和視野相對要窄一些。創作非虛構類文學作品時，我更有一種自覺性和使命感，把我自己歸為生活和作品的一部分。我在情感融入、思考方式、表達形式上也就有更多的嘗試。
這種寫作心態的變化，應該説還是來自于對寫作這件事情本身的思考。因為你不斷往下面寫的時候，就會想我寫作最終的意義在哪裏、寫作的目的在哪裏。我知道不同的作家會有不同的看法。對于我而言，我覺得寫作就是不斷突破自我、不斷進行自我突圍，如果不寫作我可能就僅僅是一個個體生命，但是通過寫作，我的世界、生活會更加遼闊和豐富。
我希望以“行動者”的姿態走入“真實”的時候，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文學的使命。文學應該回到對我們自身、對生命、對這個時代的真相、對個體生存的困境以及每個人生活價值的追問，把真實的生活材料轉化為有意義的藝術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