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重提“政治戰”
今年5月，美國蘭德公司發布報告稱，美國應重視現代“政治戰”，以應對當前越來越復雜的安全威脅與挑戰。這是繼2018年4月蘭德公司發布《現代政治戰》報告之後，美國再次提出應提高對“政治戰”的重視。
美國的“政治戰”概念最早由外交家喬治·凱南于1948年提出，是冷戰期間美蘇進行全球政治對抗的理論基礎。所謂“政治戰”，主要是指從政治戰略上運用整合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資源，以達到遏制戰爭或贏得戰爭的非武力鬥爭形式。一方面，“政治戰”會動用包括外交、情報、軍事和經濟等國家力量的所有工具；另一方面，“政治戰”並不是國家間常規的外交、經濟往來和常規性戰爭。因此，從根本目標上來講，“政治戰”意在影響一個國家的政治構成或戰略決策。2018年7月，美國蘭德公司發布了題為《美國怎麼打政治戰》的研究報告，認為美國在現代戰爭方面存在根本性缺陷，應改變過于依賴“軍事戰爭”的傳統做法，積極發展21世紀的現代“政治戰”能力。
基于當前對多元化安全威脅的認知與理解，美國認為現代“政治戰”具有一些非常鮮明的特徵：重視利用非軍事手段的優勢，高度依賴非正規部隊力量和手段，資訊領域競爭激烈，更多利用資訊戰，尤其是網絡手段與其他手段綜合使用。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可以將所有利用政治、軍事、經濟和資訊手段，脅迫、恐嚇或破壞國家及盟友利益的行為歸結為“政治戰”。因此，它是一種對國家權力所有因素的全面應用。這表明，美國當前對“政治戰”的理解與運用已經提升到了戰略層面。
美國對“政治戰”的重提與重視，與近年來美國所提出的“混合戰爭”和“灰色地帶”等威脅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混合戰爭”是由美國軍事專家弗蘭克·霍夫曼提出的新型戰爭理念，意在描述當前戰爭形態正在從傳統的“大規模正規戰爭”或“小規模的非正規戰爭”向界限更加模糊、作戰樣式更為融合的形態發展。“灰色地帶”則是用于描述美國戰略對手所採取的具有挑釁性、卻又不至于引發軍事衝突的行動策略。兩者都體現了美國當前所面臨安全威脅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即美國無法依靠純粹的軍事手段制衡和對抗實施“混合戰爭”和“灰色地帶”行為的戰略對手，只有採取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多領域手段綜合運用才能有效應對。
從根本上講，美國之所以對“政治戰”給予高度關注，主要出于內外兩方面原因。從內部原因來看，美國近年來依靠純軍事手段推行霸權並不順利，使其不得不反思對軍事力量的運用模式是否需要調整。特別是在曠日持久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形形色色的反美武裝與勢力將美國在戰場上拖得筋疲力盡。盡管美國憑借強大、先進的軍事能力打垮了塔利班政權和推翻了薩達姆政權，但是依然沒有能夠消除恐怖分子給美國帶來的威脅。特別是這兩場戰爭加上敘利亞戰爭，已經造成數千美國人傷亡，消耗了數萬億美元，卻始終無法真正終結。為此，美國蘭德公司認為，美國“嚴重依賴常規軍事能力，而對手爭奪的則是在人民中的影響力和合法性”。可以説，美國依賴常規軍事力量獲得的成功常常是短期和不可持續的。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需要發展“政治戰”能力，以挽回正在喪失的政治威信與國際地位。
從外部原因來看，美國認為以中俄為主的戰略對手正在運用“政治戰”的理念與其展開全面而有效的“對抗”。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在今年3月發布的《未來政治戰：俄羅斯、西方和全球數字競爭時代》報告中表示，俄羅斯自2004年起就一直在實施能夠對世界産生影響的“政治戰”。美國認為其對手已經發展出在這一領域展開行動的專門能力，美國對此卻不能及時反應和有效反制，常常顯得措手不及。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認為要與形形色色的國家和非國家對手競爭，就需要發展一流的“政治戰”能力。一方面，美國需重點加強三種類型的“政治戰”行動能力：一是非常規軍事行動能力，也就是以制造他國內亂、反叛亂、反恐和維穩為代表的非傳統軍事力量的運用；二是遠徵外交行動能力，即要求外交官在“東道國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或當地沒有美國大使館的不穩定情況下工作，以促進地方政府的法治、重建和經濟發展”，實質就是在更多國家制造“顏色革命”；三是隱蔽政治行動能力，即造成對手“經濟混亂、政治進程扭曲或資訊被操縱”，實質就是由情報部門實施更具針對性的顛覆行動。
另一方面，為了更有效地實施國家層面的政治戰，美國應建立一個“國家政治戰中心”實體機構，以專門研究和發展“政治戰”作戰概念。這個機構將定期召集政策制定者、國會議員、戰略家、學者、記者等相關專業人員制定具有針對性的“政治戰”政策、戰略與規劃。
實際上，美國近期在經濟領域採取的一係列針對性措施已經被外界視為其施行“政治戰”的開始。盡管美國對“政治戰”的高度重視體現了其對非軍事手段運用的關注，但在蘭德公司提出的應對現代“政治戰”的建議中，依然擺脫不了依靠軍事力量推行全球霸權的“套路”。在這種理念的主導下，美國“政治戰”的實施將成為美國軍事霸權在政治領域的延伸與拓展。（空軍工程大學 王鵬）
